嫡长子继承制
前言:嫡长子继承制起源于西周,是宗法制度的核心,“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被坚定不移地沿用了三千年,成为王朝不可撼动的铁律。
诚然,这个良莠不分的方案下诞生过不少著名的昏君,比如“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造成汉末乱局的桓灵二帝等等。
但是,周王朝作为最坚定的执行者,后半段虽然难堪,却有着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国祚和最广泛的后裔分布,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周文王一脉乃是黄帝后裔中最大的赢家,反之满清代代“立贤”,也只能见证帝国的王小二过年之旅。
笔者认为,所谓存在即合理,嫡长子继承制度本就是为贵族阶层所量身打造的,我们的不能理解,或许只是因为家里没有王位或者爵位需要被继承。
“立长立嫡”的操作规程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公羊高《春秋公羊传》
“嫡长子”出生之前需要一个正室夫人,这在古代是一件极为讲究的事情。正妻的岗位是母系和父系氏族社会交替时期嫡长子继承制对女性失去主导地位的一种补偿,后来则代表了女方家族的利益:未来的君王将有强大的外公家族势力作为后盾,将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嫡公主芈姝是正夫人,陪嫁的芈月则只能是“八子”
所以正室夫人多来自门当户对的家族,比如诸侯的正室夫人则几乎清一色的嫡公主,大夫之女只能当小老婆了。在先秦或者世家当道的时代,除了周幽王和周懿王这类排的上号的昏君,谁都不会选择一个毫无背景的美丽女子成为正室。
以周夷王为例,其来自母系的蛮族血统导致了诸侯们普遍不搭理他,为了套近乎而闹出了“夷王下堂”的笑话,导致周天子权威一落千丈。
▲“明媒正娶”是正妻的专属待遇
你想说宫女出身的卫子夫吗战国七雄的贵族们在秦末已被彻底打碎而诗书传家的世家尚未成型,这是唐亡之前仅有的一个空档,若在两百年后强势如汉武帝都将没得选。
▲嫡长子继承制操作示意图
再说“长”,这个争议并不大,年长意味着成熟稳重,在人均寿命不足四十岁的中古时代无疑能够避免“主少国疑”的局面。
从上可知,“立长立嫡”其实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客观指标,能够有效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
至于当事人,母亲不够尊贵或者晚生了几个小时都只能认命。
“立贤”并不容易
“立贤”的好处显而易见,却是一个过于主观的变量。何谓贤谁更贤隋文帝选择杨广,道光皇帝放弃了精明强干的奕,一念之间国运便掉了头。
▲杨广弑父
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籍,而争之易生,其弊并不可胜穷。--王国维
对于国家产权所有者而言,“争”的坏处其实要远远大于“贤”带来的好处,不如索性交给“天意”来决定。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如同在一场篮球赛,场地的确认往往是通过抽签而非扯皮,开打了才是放开手脚的“争”。
“立贤”带来的“争”也非良性,比如杨广的表演艺术、李唐王朝骨肉相残的传统和康熙后期糟心的“九龙夺嫡”局面,这些都不是在位者所乐意看到的。
汉武帝上位之时,汉景帝废掉皇后并杀其全家,原太子被贬成临江王也不能幸免,几乎将一切可能的阻力都清除殆尽方肯罢手。但景帝的初衷并非立贤,而仅仅是出自对幼子的宠爱罢了。
李治被确立为太子时,英明神武的唐太宗差点没向满朝文武下跪,只因为李治还有个学富五车的“嫡”哥哥(魏王李泰)。
总而言之,“立贤”是一项极为考验君王眼力和驾驭能力的赌博,远不如按规矩办事来得靠谱。
挑战者的代价
储君的更替并不是换个临时工,可能遇到的阻力超乎我们的想象。
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后世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王国维
王国维先生鞭辟入里的解释就是古人对“废长立幼”闻之色变的原因:传统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依赖,所有试图彻底割断传统的努力,不但会遇到藕断丝连的尴尬,还会遇到反弹。储君的更换意味着各种势力将重新陷入博弈,容易陷入“争”的处境,给王朝带来危机。
比如烽火戏诸侯事件,周幽王的确昏招辈出,但褒姒的儿子伯服毕竟取代了姬宜臼成为了新的嫡长子,故而原动国舅申侯通犬戎大闹镐京的举动是典型的犯上作乱,由此也可以看出王朝更换储君的的隐患和阻力。
再说个正面例子,一代贤君汉宣帝刘病己曾是汉武帝“嫡长曾孙”,当年父亲刘进和爷爷刘据(戾太子)双双死于“巫蛊之祸”,刘病己侥幸流落民间。后来海昏侯(汉废帝)刘贺被赶出长安时,权倾朝野的霍光“顺应民意”又将这位沦为平民的皇孙请回了九五之尊的宝座,可见观念之深入人心。
所以,一个英明的君王对于利弊都有着清晰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嫡长子继承制度要远比同时诞生的分封制度更有生命力的原因。
说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优越性,接下来扒一扒他的起源,周公作为中国古代的道德模范和宰相楷模,想来有他独到的想法。
稳定:周公的初衷
归根结底来说,三代(夏商周)都是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人人都有股份,话事的唯一人,但这个人究竟该是谁呢
▲传说中的“禅让”
抛开鬼扯的“禅让”,夏代及以前的具体制度已经不可考证,可知的是商代时而父死子继,时而兄终弟及,没个定数,他们在迁都和兴衰交替中磕磕绊绊的传承了六百年。
在古文《盘庚》中,这位商王反复告诫贵族们要多做事,少说话,守住本分(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可见平时没少给他添麻烦。而盘庚之后再无兄弟传承的记录,迁都也奇迹般地停了下来,想来并非偶然。
▲比干的“忠臣”形象背后是血腥的权力之争
而商纣王之所以败亡,《史记》上说“杀王子比干,囚箕子”,身为王叔的比干和箕子都曾经是继承人序列的一嫡长子继承制员,可见殷商统治核心内部爆发了内讧;而“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当掌握部分祭祀权利的大贵族都参与了叛逃时,想必也带给武王姜尚君臣许多内幕消息,或许牧野的偷袭就是一次里应外合的交易,只不过后来周武王毁约了而已。
建立于殷商帝国废墟之上的西周显然要考虑这些问题,必须确定一个方方面面都能接受的制度,并杜绝贵族血脉的等级的混乱和不该出现的野望。
结语:家国不分的产物
当年,周公通过层层分封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同义务分配到各级贵族手中,同时也将宗法制度核心的嫡长子继承制一并贯彻,试图打造一个千秋万代的铁桶王朝。
伴生而来的《周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完整的国家制度,其核心在于对行为的规范和道德上的要求,却没有丝毫“提高效率”的追求。贵族们都衣食无忧,而庶嫡长子继承制人和奴隶并不在考量范围之内,故而他们不需要生产力的太大进步,对生产关系变动的苗头更是捻神捻鬼。
故而对“贤”也没有特定的追求,在周公眼中任何“争”的行为都是对道德体系的挑衅,嫡长子继承制度则恰如其分地掐掉了所有“逆袭”行为的合理合法性,这是贵为天子也不能挑战的庞然大物。
而稳定的代价则是君主的权力和实际能力之间有可能出现严重的脱节,周公将希望寄托于《周礼》的道德约束力,后果可想而知。
成也好,败也罢,唯有在国与家界限不够清晰的前提下,嫡长子继承制度才有生根发芽的土壤,他也是“礼不下庶民”观念的体现,对于贵族而言,财产可以均分,爵位和荣耀则不能共享。
所以,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也注定了其淡出国人视线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