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三碗面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长逝于他位于香港的寓所,传奇的一生落下了帷幕。

在他死后,蒋介石成立了“杜月笙灵榇安厝委员会”,委员包括王宠惠、陈诚、何应钦、郑介民、毛人凤等,用16人抬棺,并亲笔题字“义节聿昭”,让其风光下葬。

然而杜月笙风光一时,死后的墓地孤零零地坐落于台北县一座小学的后山,静静地望向他曾经呼风唤雨的上海。

只有一位与杜月笙毫无渊源的李开明先生,2003年,偶然经过大尖山步道时发现了杜月笙的墓,认为如此传奇的一位人物死后墓园应该得到善待,便自发为其义扫三年。

李开明已八十岁高龄,曾担任蒋介石阳明山官邸总机,他与杜月笙的交集仅仅只是江苏人。

开启他义扫的契机,只是一次偶然的路过。三年之前他到大尖山步道踏青散步时,偶然发现了杜月笙墓园的标识,便好奇进入其中一探。

不料进入其中后,他发现其中残破不堪,青苔爬满了走道、拱墙和墓碑,荒草齐腰,无处下脚,唯“义节聿昭”和“誉闻永彰”四个大字仍闪耀着金光。

自此之后,每周他便从台北乘坐一个小时公交来到这里进行扫洒。对此,他的家人并不知情。

李开明对他的举动抱持着一种平常心。三年来他为杜月笙的墓园扫洒修整,种下竹柏花草。在他的努力下,墓园恢复了简洁,有一种大气简朴之美。

他说,他只希望有人能常来进行维护,留心他种下的花草不要被人破坏了。

三年义扫下来,李开明也曾碰到几次杜家人,最近一次遇到的是杜月笙的孙子。他仔细地把家人带来的花用水罐养了起来。“几个月了还是很漂亮。”

生前的喧嚣与死后的孤独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为何一生讲究“体面、场面、情面”的杜月笙会在逝世后得到如此冷遇我们只能回顾杜月笙的生平,去寻找答案。

走出穷乡僻壤终成“上海滩皇帝”

杜月笙生性不堪落魄,却自小寄人篱下,受尽冷眼。

为了出人头地,他先是前往十里洋场的上海寻找机会,后拜陈世昌为老头子,入了青帮,得以进入黄金荣的公馆,受到黄金荣赏识成为亲信。杜月笙机灵诡诈,擅讲“人情”,很快就成为法租界最有势力者,与黄金荣并称上海大亨。

发迹后,他通过“三鑫公司”敛财,并开设赌场,将收敛得来的财富用以笼络政治要人、文人墨客等。曾因善待下野前总统黎元洪,被捧为“当代春申君”。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杜月笙背倚青帮发家,以“黑道”嗜血残忍的手段,又以圆滑的处事方式穿梭于租界,周旋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之间,获得了横行上海的特权。他常说:“别人存钱,我存交情”——待人交友都透着一股功利劲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十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有意将上海风云人物送往香港,名单里就有上海滩三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蒋介石此举既是为了保全这些人,又是怕日军若是占领上海,这些人会被日伪所拉拢。

黄金荣推托自己年迈体弱,已经不起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他向蒋介石保证自己会闭门不出,不为日军所用。

张啸林则执意留在上海,他不愿放弃自己耕耘已久的人脉和势力,更害怕“人离乡贱”,去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会被那些“白相人”所瞧不起。

而杜月笙则前往香港。青帮三大亨就此分道扬镳,向着三条不同的岔路疾驰而去,驶向他们的归途。

11月,日军前来拉拢杜月笙不成,竟然派出轰炸机在杜月笙的寓所上空徘徊。杜月笙明白已到了非离开不可,于是乘日本人不备,突破防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码头,孤身乘船前往香港。

在香港,他联络上了香港青帮头目。此人素有“香港杜月笙”之名,对杜月笙本人极其仰慕,甘为杜月笙所驱策。由此杜月笙得以在香港拥有一定的力量,然而终不复往日盛况。

出走香港晚年落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杜月笙又回到了重庆。

在抗战胜利之后,他返回上海,打算重整旗鼓。凭借旧时积累起来的人脉,他十分顺利地当上了上海参议会的议长,但不久即辞去了职务。因为他敏锐地发现,蒋介石可以直接掌控不再是租界的上海,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蒋介石既想利用他的力量,又害怕他难以驾驭,企图趁着重建上海时,抑制杜月笙的势力。

后来,他对孟小冬说:“我们是夜壶,蒋介石把我们用完了,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往旁边一甩,就再也用不着这些夜壶了。”

此时杜月笙察觉蒋家王朝气数将尽,为了国共两不得罪,只得又前往香港。

在香港的日子杜月笙一家有些难以为继。出发之前,杜月笙命人算了一笔账,发现他的账上竟有400万负债。向来“存人情不存钱”的杜老板,此时陷入了财政危机之中。

杜月笙在香港的住所位于坚尼地台18号,这是一栋十分简陋且面积很小的房子。随着杜月笙到香港共有30多人,大部分都随他住在这间简陋的房子之中。

尽管负债累累,但只要把他在上海的房子卖掉,再重新置业,原本也可以不用落到如此境地。但他所托非人。

原本临走之前,杜月笙已经安排好了他的香港之行。他先是找到好友陆根记的老板陆根泉,委托他帮忙在香港置业。做房地产出身的陆根泉向杜月笙保证,他在香港有很多朋友,一定会帮他找到合适的房子。

杜月笙出于对陆根泉的信任,在陆根泉告知他房子已经找到后,就将费用总计6万元转给陆根泉。1949年5月3日,杜月笙带领全家人乘船到达香港。没想到刚到达坚尼地台18号时,他们就都傻眼了。

这个房子只有百来平,又破又旧,格局也十分奇怪,客厅、卧室分隔不清,隔音也十分差。

杜月笙没有办法,只好安排用人住在外面,每日早出晚归,而自己和家人在这里居住。

到达香港之后,杜月笙人在他乡失去了收入来源,也失去了产业。他出走香港时变卖了杜美路的一所房子,以底价40万元美金出售,但这对于叱咤风云的顶级富豪一家不过是九牛一毛。

他走得仓促,许多在上海的产业无法变现,连这40万美金都是好不容易才带走的。

以1949年的汇率换算成港币,能换成大约228万。如果只是一个普通高级文员的家庭,一年的花销也只要1万元左右。假如杜月笙一家只是一个普通家庭,这40万美金能让他们20年不愁吃穿。

由奢入俭难,奢侈惯了的杜月笙一家不得不精打细算。

杜月笙“上海皇帝”之名在外,到了香港也始终有许多名流前来慕名拜访,人情往来花费更加不少。账户里的钱一天天减少,场面却是不能不充,尤其是对于一辈子吃“体面、情面、场面”三碗面的杜月笙来说,更是无比重要。

且杜月笙当时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并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每月看病吃药就要花费2万元,如此下去,杜家人只要两年时间,就会坐吃山空。

眼见手里的钱越来越吃紧,杜月笙只得另谋财路。很快,他就在这些宾客之中打听到消息。

一位来自四川的朋友在闲聊之中向杜月笙透露:四川蚕丝的价格已经接近谷底。若是以底价大量收购蚕丝,再销往香港,中间至少能赚取十倍以上利润。

杜月笙见惯世面,知道这位朋友所言确实不虚。很快他就付诸行动,准备重资10万美金完成这笔生意。很快四川的朋友就帮杜月笙收购好了蚕丝,准备通过中航公司派遣飞机运输。

正当杜月笙翘首以盼即将到手的收益时,意外杜月笙三碗面发生了。

人算不如天算,中航公司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内讧,12架飞机尽数飞到了北京,杜月笙飞机上的货物,也都随着一同前往北京。原本就患有严重哮喘病的杜月笙得知消息后大为恼火,一时气急攻心,竟一病不起。

第一次投资失败之后,很快杜月笙迎来第二次投资机会:

杜月笙另一位友人,中国航联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徐学禹也来到香港。他劝说杜月笙向香港政府缴纳5万元保证金,在香港开设分公司。可在分公司设立后,收入也并不乐观。

第二次投资也失败了,杜月笙自此之后就对投资就慎之又慎。

自此在他生前就没有再投资过。他立下遗嘱将剩下的财产进行分配:给每位太太各一万,儿子各一万,没有出嫁的女儿六千,出嫁的分的四千。

所谓的豪门恩怨并没有发生,他的家人们对这个安排没有任何异议,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只是对杜月笙三碗面他的另一项安排百思不得其解。

他让女儿杜美如从汇丰银行中取出一个包裹,其中包着的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金条,而是欠条。

他当着家人的面把这些欠条尽数撕毁。

杜月笙说,他不愿让他的子女们成为四处追债的人,他希望他们能凭借自己的能力打拼一番事业。

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即这些欠条大部分是国民党政要留下的。撕毁这些欠条,无疑能为自己留一个美名。更重要的是,假如自己的子女去寻这些人,说不清会不会留下隐患,产生危险。

假若他生前帮过的这些人知恩图报,也会在他身后帮他的子女一把。

这就是杜月笙给他子女留下的最后一课。他一生看人极准,洞察人性极深,他想把做这人生“三碗面”的“技艺”教给他的儿女们。

后来,曾经受过杜月笙恩惠的人在他死后确实帮扶了他的儿女许多。他的后代虽然再没有达到杜月笙的高度,但也是一生无虞,衣食无忧。

生前死后再与上海无缘

1950年,林桂生病重。林桂生是黄金荣发妻,于杜月笙有提携之恩。杜月笙急派长子杜维藩回到上海探望,并试探大陆对他的态度。

流落香港,失去了耕耘多年的人脉和事业令杜月笙极其难受,他做梦都想回到那个他可以呼风唤雨的上海。这一去,杜维藩还真是为他带来了好消息:大陆支持他回沪。

时任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代表国家向杜月笙承诺,只要他能安分守己,作出对人民有益的事,党和国家并不会苛责于他。

潘汉年

杜月笙大喜过望,很快就给潘汉年回了信,表示自己愿意支持新中国。不久后,董华明等人奉周恩来总理之名赴港支持香港招商局和轮船起义,顺道与杜月笙见了一面,就此敲定杜月笙回沪细节。

事情商谈顺利,杜月笙关照在港门徒不得阻挠起义,并拒绝了洪兰友等国民党杜月笙三碗面人的招揽。

杜月笙病情渐重时,周恩来总理托人捎话,请他回大陆。但后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杜美如清楚地记得,杜月笙当时准备回上海定居,托《新闻报》总编钱永铭写回信。钱永铭却因为醉酒,错将信件寄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收到杜月笙错寄的信件后大为恼火,决定施展手段,逼迫杜月笙赴台以便将他控制起来。

为了破坏杜月笙回到上海的计划,蒋介石令台湾《中央日报》发表杜月笙和钱永铭已准备赴台的消息,并让在港的国民党特务将消息透漏给杜月笙,称大陆当局正要将杜月笙引渡回沪,若是引渡不成,就直接在港处决他。

杜月笙信以为真,令他夙夜不能成眠,原本就患有严重哮喘和心脏病,听闻消息后更患上了中风,导致偏瘫。

杜月笙卧床不起,家人为他四处奔波,求医问药。西医、中医,都一一试过,没有任何好转。无奈求问鬼神,术士为他算了一卦,称其“六十四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渡过。”

不用术士算卦,杜月笙也绝知自己时日无多。眼见自己有生之年回沪无望,杜月笙叫来他此时最信任的门生陆京士,委托他拟作遗嘱。遗嘱之中他提出了三个愿望:

一、入殓时穿着上海滩的长袍马褂;

二、要一口好棺材;

三、将他的尸骨埋在他的出生地高桥。

他明知此时早已无法回到上海,但他仍然希望落叶归根,在过去的风光之中长眠。

1951年7月,他与京剧名家“冬皇”孟小冬成婚。或许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为了弥补人生中的遗憾,他希望能在他有生之年给这位陪伴了他最后时光的女人一个名分。婚礼当天,杜月笙满面春风,强撑着迎来送往,亲自迎接宾客。

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说,

婚礼那天,孟小冬很高兴,久病的父亲也难得有了精神,他带病陪客。

这段婚姻无所谓谁成全谁,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我父亲一向重视她的艺术成就,孟小冬也很仰慕我父亲,她同父亲结婚不是报恩,也不是无奈的选择。

再加上我母亲也在当众撮合,所以走在一起比较容易。

杜维善

风光下葬

1951年8月16日一代枭雄杜月笙客死香江,享年64岁。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曾向记者公开杜月笙的遗言,“父亲回光返照时,对身边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大家有希望。’”

家人对于杜月笙要归葬何处没有定论。最终由四夫人姚玉兰决定将其带到台湾进行安葬。

1952年10月,杜月笙灵枢由香港运抵台湾基隆港,寄厝台北极乐殡仪馆,最终下葬于台北县汐止镇(今新北市汐止区)大尖山下。

杜月笙棺木厚沉,据说当时须由16人抬棺下葬,场面十分风光壮观。

尽管蒋介石与杜月笙生前存在罅隙,他仍在杜月笙墓碑上题字:“义节聿昭”。下行为张群题的“誉闻永彰”。下葬之事,也由几位国民党高层组成的“安厝委员会”筹措,葬礼规格很高。

他的墓地却显得有些朴素,仅是以普通的大理石打造覆盖,后侧水泥墙壁上镶嵌着墓碑。入口处设立了一座仅一人高的青石牌坊,旁边指示牌上清晰地记录了杜月笙下葬的全过程。

整个墓地朝向上海,寓意自十分明了。

后来,四夫人姚玉兰去世后,与杜月笙合葬一处。

任是生前风光无限,呼风唤雨的杜月笙,最终都将是化作尘土,尘缘散尽。

台湾当局只将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进行宣传,从未对他的墓地进行过维护。

参考资料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杜月笙传》

中国新闻网:《“上海皇帝”杜月笙之墓残破不堪路人义扫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