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

五四运动基本上是人人皆知的名词。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影响极为深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间接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直接受到当时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影响。

20世纪初,进步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开展新文化启蒙运动,这中间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刘半农等人。本文主要介绍新文化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

1915年9月,在袁世凯正做皇帝梦的时候,《青年》杂志在上海诞生了。它的问世,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被人们比作“像春雷初动”,“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它是陈独秀创办的。

陈独秀在创刊词《敬告青年》中,把青年对社会的作用比作新鲜细胞对人体的作用。人体需要新陈代谢,才会保持健康,社会也要不断发展和变革才会进步。青年就是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在文章中,陈独秀对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

毛主席在延安对记者斯诺说:青年时代与陈独秀结识,是“我一生转变的原因”。他还说,在长沙师范学校上学时,“有很一段时间,每天除了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所提出的问题”。

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于1918年1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十月革命后,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

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也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7年4月,中共五大选举的29名中央委员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中,有三名是同一家人,就是陈独秀和陈延年、陈乔年。

“4·12”反革命政变后,陈延年被捕,1927年7月,在刑场上浩气凛然,说革命者只有站着死,没有跪着生。被刀斧手乱刀砍死。

1928年,陈乔年被捕,6月在上海龙华枫林桥畔就义。牺牲前他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蔡元培

北大校长蔡元培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初阵地。这些和蔡元培是分不开的。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诸位来北大求学必有一定宗旨,要求宗旨正大,必先知大学性质,我以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决心要给中国一个全新的北大,力图把北大改造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大学。

蔡元培出任校长前的北大,封建色彩极重,封建官僚把持学校,学生多是仕宦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好。

蔡元培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名流到北大。在他的巨大努力下,北大文科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阵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

新文化运动的有名人士大多荟萃于此,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大行其道。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地。

这时的北大,群星璀璨,人才辈出,一大批青年正在觉醒,努力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后人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

李大钊

“南陈北李”之李大钊

陈独秀和李大钊被称为“南陈北李”,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可谓旗鼓相当。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著名的《青春》一文。他满怀希望地指出:“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引导青年发扬生命力,努力去创造历史,创造新中华。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李大钊敏锐地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从那以后,他开始宣扬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向全人类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9月至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

1936年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曾说:“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李大钊是我的老师。”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受尽酷刑,仍拒绝投降。4月28日,奉系军阀用残忍的绞刑将他杀害。

鲁迅和《狂人日记》

毛主席评价鲁迅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小学课本有很多鲁迅的文章,言辞犀利,思想深刻。作为一个文学革命家,他的作品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像一根刺,直刺国民的弱点,催人上进和奋发。

《狂人日记》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杂志,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形象。

胡适

胡适和《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他的《文学改良刍议》被陈独秀称为“今日中国之雷音”。他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口号,进而提出“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的观念,提倡应该抛弃陈词滥调,“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打破了中国人厚古薄今的迷信。

1917年白话文运动只有理论,几乎没有人进行实践和创作,而当时文言文保守派势力也很强大,如章士钊、林纾、黄侃等人,他们攻击白话文是市井之语,显得粗俗不堪。

1918年后,随着白话文学的尝试和实践,白话文运动逐渐向大众铺开。

钱玄同

1920年,胡适出版了《尝试集》,这是新文化运动期间第一篇以白话写成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诗集。

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4月,又发一个通告,明令学校各科教科书,亦相应改用语体文。白话文占据教育高地,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白话文运动使中国人逐渐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采用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语体文。

钱玄同、刘半农,新文化运动的吹鼓手和勇士

1918年3月《新青年》杂志刊出了一封写给《新青年》编辑部的信,署名“王敬轩”,以一个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举新文化运动的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在同一期上,却还有另一篇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文章《复王敬轩书》,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

署名“王敬轩”的信其实是钱玄同所写,《复王敬轩书》是刘半农所写。这场双簧戏一经推出,就在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引来了守旧文人的发难,更多的是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让新文化运动的声势逐步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