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思想主张

顾炎武的思想主张

顾炎武的主要思想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炎武提出了什么思想主张

1、启蒙思想

(1)重农贵商，体仁恤私

（2）紧缩官田，扩张民田

（3）开放贸易，私营盐矿

（4）众治国家，自治地方

2、爱国思想

(1)廉耻立人，宗法立国

（2）守礼行孝，尽忠达权

3、实学思想

(1)行己有耻，博学广师

（2）经生以术，救世有道

（3）学必务本，知必考据

（4）求实贵创，求是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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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主要思想观点是什么

顾炎武的主要思想

1.1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爱国主义思想顾炎武的世界观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认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1]；又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2]……正是如此，顾炎武提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3]的爱国主张，他认为：“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4]。先生认为对自然界是执“物”，对社会是研究客观的社会关系（虽然先生简单地把它看作是人伦理关系），并且主张把认识见诸行事，以解决“当务之急”，以“兴天下”。顾炎武的“经世致用”观点、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人的教育影响甚大。

1.2对理学的正面批评宋明至清，理学作为正统的教育思想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行为。顾炎武生活在明朝覆亡、清朝初兴的社会动荡期，通过深入的观察和调查，对理学的空疏无用较早地提出了强烈的最彻底的批评。他指出：“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5]；并对这种理学教育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6]。他认为“天下”是“匹夫”的“天下”，社会“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7]，对于“正风俗”，顾炎武则提倡了“行己有耻”[8]的道德教育。

1.3“行己有耻”的道德教育观点顾炎武认为：“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9]首先在与人人“行己有耻”。他指出：“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10]而“行己有耻”，则应“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11]；“行己有耻”作为立身之本，应在人的日常生活、行动实践中形成，即“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12]。他认为“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13]。

因此清朝开博学鸿词科和明史馆时，顾炎武坚决不仕，他说“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14]；而对弟子，则告诫曰“不登权门，不涉利路”[15]。

1.4“多学而识”的治学主张何谓“多学而识”[18]？顾炎武认为：学习在于“博学于文”[17]、“好古敏求”[18]，“在于得理而验于事物”[19]。

“博学于文”即为“自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20]（《与友人论学书》），应读“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21]，应“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22]，并指出：“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23]。“好古敏求”，应做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24]，“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是非之所在”[25]。顾炎武还认为：学习“在于得理而验于事物”、“下学而上达”[26]。人若“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终无济于天下”[27]。

因此，炎武先生一生能“足迹半天下”，能“取天下书遍阅之……，并一一考据”[28]；其所到之处，必寻人“问其曲折”，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29]，“择其宜于今者手录”[30]。《日知录》则是炎武先生尽平生之志，广求师友，重视实地考据，以笔记形式著作的读书心得，其内容遍及经义、政事、史地、艺文、兵事、天象、术数等，其考据之精审，见解之卓越，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

1.5“经世致用”的教育改良主张顾炎武作为明清民主思想的著名启蒙者之一，他痛恨“无本之人”[讲“空虚之学”。他认为教育应改良人性、改良社会，昌明人道、改变政治，促进天下兴，即教育能“经世致用”。在《病起蓟门当事书》中说：“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后而已”。他指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31]，“凡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32]。

1.6崇尚创新的独特见解炎武先生认为“为学”与“兴天下”，皆应勇于开拓，敢于创新。针对当时科举制度下的教育，他认为“八股文之害，巨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更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33]，若“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矣”[34];他指出：“天下之才，日生而无穷也，……天下之人，无问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35]。

就“为学”，炎武先生认为：“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在于道，……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36]（《初刻日知录自序》）；他指出：“文章无定格”[37]，“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欢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38]。观先生一生之治学成就，其不仅首创古音学，更重要的是先生以他的治学行为和精神开创了清代“朴学”新风。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最大特色，在于反对内向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外向的客观的学问

顾炎武他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和对器物的研究，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因而提出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顾炎武反对心性之说，认为信奉程朱理学“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16]他提倡“多学而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顾炎武因此被认为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清代中期许多学者以此发端，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复考证，被称为“乾嘉学派”。顾炎武则由于其经史考证的严谨学风，被普遍认为是学派思想的主要奠基人。

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爱国主义思想对理学的正面批评经世致用

顾炎武重视对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主张走出家门，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他到过许多州县，进行实地考查，写成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这部书记述了山川形势、物产风俗、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