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的风俗文化
羌族人为啥崇尚挂羌红
来源:四川日报-川观新闻
在全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区茂县,当地不少羌民族在婚礼、寿礼、迎宾等场合,都会挂羌红。
羌民族为何如此崇尚挂羌红?挂羌红,俗称“挂红”,是羌民族的一种传统礼俗。羌族人民在重大节庆活动和各种典礼中都喜欢用红色,以示喜庆和吉祥,也表达羌民族对人的尊敬、热爱和欢迎,由此衍生挂红的习俗。
羌红是用红布或红丝绸做成的,是羌族人祈求吉祥的信物,羌族人年年祈福,岁岁挂红。这既是羌族人民最高的礼仪,也是羌族文化特有的象征。
羌族“挂红”的方法十分讲究,遵循男左女右的成规。即给男性“挂红”时,羌族人双手捧着一根长度为118厘米左右的红丝绸来到客人面前,将红丝绸从其左肩斜挂于右胁下,在右胯骨附近松松地挽一个小结,顺在右下方;给女性“挂红”时则从其右肩斜挂于左胁下,在左胯骨附近挽一个小结,顺在左下方,任红丝绸自然下垂,显得十分飘逸。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重情义、讲友好、注重礼尚往来。在羌族的人生礼仪中,都与红色有着极大的关联。红色象征着喜庆,“挂红”使受挂人感到置身于团结、喜庆、祥和、欢乐的氛围之中。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也代表喜庆,羌族很早就说汉语,习汉文,受汉文化的熏陶颇深,红色作为色彩符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必然在民俗生活中与汉族达到了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羌族的“挂红”习俗又具有汉羌文化相互融合的意味。
周琳 整理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探秘汉中古老神秘的羌族文化,你知道多少?
《陕南羌族》——历史的源头(史海遗踪)
羌族是一个有着三千年以上历史、衍生过不少民族的古老民族,被费孝通先生称为“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在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卜辞中,可以见到有关羌、羌方的大量记录,这表明,羌族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至少在商代以前就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从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羊部》中对“羌”字的解释:“羌,西戎,羊种也,从羊儿,羊亦声。”我们可以得知,羌族是古代西戎的一支,而且主要从事的是畜牧业。
历史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同时提及氐和羌的记载。如《诗经·商颂》云:“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竹书纪年》载“成汤十九年,大旱,氐羌来宾”《逸周书·王会》说“氐羌以莺鸟”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赞》明云:“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彊”。宋丁度等《集韵》亦云:“氐,黎都切,音低,羌也”等等。氐与羌均被认为是炎帝后裔,氐羌同源,氐出于羌。加上文献对氐、羌二字在使用时此处称氐,彼处则称羌。可见氐、羌原本就没有严格的区分,最多生活的地域、习惯、经济、服饰、语言略有差别而已。魏晋南北朝以后,大型文献中,氐就少有提及。这是史家治学严谨使然,也是民族融合使然。
据此可以推断,羌、氐最初是两个同源而又有所区别的民族,最终完全融合成为羌族了。
有关羌族历史文化,记载的史籍很多,虽然有的只有只言片语,也有失偏颇,但从这些一鳞半爪的记载中,可以理清羌族历史文化的脉络。
徐中舒《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亲属称谓》论断“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春秋战国以来,以羌人为主体的诸戎大量涌入中原,散居各地,大部分融入华夏族。西部羌人受到秦的挤压,也不断向外迁徙。《后汉书·西羌传》:“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南迁的诸羌成为“广汉羌”、“武都羌”等。现在,陕南的宁强、略阳一带,在广汉和武都之间,地域上并不完全隔离。况且,在行政区划的历史上,宁强、略阳曾经几度包括或隶属广汉和武都,游牧的羌人就奔走、定居在这块地方。
杨东晨《古史论集》论断:“夏商时羌族已迁入陕南,居于宁羌(强)县一带。”可见陕南羌族历史的悠久。
《禹贡九州图》所载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九山——汧山、壶口山、砥柱山、太行山、西倾山、熊耳山、嶓冢山、内方山、岷山;九川——弱水、黑水、河水、漾水、江水、沇水、淮水、渭水、洛水。图中标有梁州氐羌、汶、茂、岷山及宁强嶓冢山、漾水(宋代汊源) 。
汉时,中央政权除在西羌地区设置机构管理羌人,还将归降的羌人大量内迁《晋书》:“与华人杂处,数代之后,族类藩息。”
隋唐时期民族政策宽松,少数民族得到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羌族同其他民族一样加入到这次中华民族的大发展中。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的羌人逐渐融入汉族中;甘、青地区的羌人逐渐融入藏、汉、蒙古族中。岷江上游的羌人因离吐蕃较远,又得到唐、宋中央政权的庇护而得以保留下来。
元、明、清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时期。封建统治者统治下的各少数民族地区比较稳固,同时移民殖边,发展经济,提倡儒学,推广汉文化,逐步缩小了民族地区与内地汉族的差距。元、明以来的羌人主要居住在岷江上游地区。羌人在汉、藏等族,尤其是汉族的影响下,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也更加频繁,为羌族社会的进步、羌族地区与中央政权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政治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元、明、清中央王朝正是顺应了这历史潮流,在羌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地推行土司制度,以加强统治。
元朝在四川正式建立行省后,为管理境内的少数民族,特设“诸蛮夷部宣慰使司”,在岷江上游羌族地区设置安抚司一、千户所三和万户所一,并经常派兵巡视,加强对该地区政治上羌族的风俗文化的管理和军事上的威慑。
明朝在元朝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不仅在羌族地区增设了多个土司,而且对各级土司的官阶、品秩、赏罚、罢黜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同时,推行卫、所制度,在羌族地区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军事治安体系。明初设平羌将军都督府,后设布政司,管粮储;设兵部侍郎,巡抚军务。其次,设置了大量的关堡、墩、台等,派驻军队防守。
清初,对明朝以来羌族地区的土司,继续加以委任,前后共设二十余个。但随着羌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逐步阻碍了该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所以,雍正以后,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得到了羌民的拥护,使之成为羌民的一致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从乾隆至道光的一百多年间,羌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大体完成。清朝改土归流以后,大部分羌人融入汉族中。但仍有部分偏远地区的羌人保留下来,成为今天四川茂县、汶川、理县、松潘、北川、马尔康等地的羌族。
分布在川、陕、甘交界的羌族,在明朝“且剿且抚”的策略下,多融入汉族中。
一个民族自己特有的风俗习惯,能反映出该民族的经济、文化状况,同时也是这一民族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且对民族的发展影响极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羌族的习俗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也存在着一些差别。从古代文献的简单记载里能略知一二。
记述羌族社会组织结构的有《隋书·列传》:“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在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墙。”
《后汉书·西羌传》:“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
《北史·列传》:“国无法令,又无徭赋。唯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
可见羌人尚武,社会组织结构较为松散。
记述经济形态的有《后汉书·西羌传》:“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后汉书·西羌传》:“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爱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
可见羌人因为生活区域的原因,最初以畜牧为生,兼及射猎,田畜发展较晚。
记述羌族婚姻家庭的有《后汉书·西羌传》:“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寡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在家庭中保留收继婚制,对于种姓繁衍、维持家庭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广志》称,羌豪“饶妻妾,多子姓。一人子十,或至百人。嫁女得高货者,聘至百犊”。可见豪富羌酋可以多娶妻妾。
可见羌人的婚姻制度和汉人大致相仿。
记述羌族生活习俗的有《北史·列传》:羌族的风俗文化“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毡及投羊毛覆之。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
羌族人死后主要实行火葬。《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死则烧其尸”:《太平御览》卷七引《庄子》佚文载:“羌人死,燔而扬其灰。”
《辽史·二国外纪》:“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之他室,谓之“闪病’。”
可见羌人在游牧时期住房近似蒙古包,丧葬为火葬,治病尚巫。
服饰上,羌人披发左衽。《隋书·列传》:“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后汉书·西羌传》:“女披大华毡,以为盛饰”;“披发覆面”。
夏商时期羌人就迁居陕南生活,在今略阳一带,一度还建立了以羌氐民族为主体的武兴国。这是陕南羌族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事。
《南史》与《华阳国志》载:“武兴国,本仇池。着乌阜突奇帽,长身小袖袍,皮裤,地植九谷,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种桑麻。山出铜铁。”
可见羌人衣饰以裘皮为主。
武兴国,是公元298年天水略阳清水氐人杨腾在礼县仇池山始创仇池国后,至公元312年,后人杨茂搜据武兴废沮县(今略阳县),其后裔被封为武兴今略阳县) 氏王而独立的国家。
公元351年至477年氐人杨文度为武都太守, 镇武兴。477年, 魏将皮欢喜杀杨文度,次年6月杨文度弟杨文弘为白水太守羌族的风俗文化,驻军武兴,称王建国。直到南北朝纷争结束时的578年, 才被北周明帝时宇文泰的后人讨灭。至此,前后建国时断时续达256年之久。从此,氐人便杂居在陇东、川北、陕南的汉民之间,而逐步被汉化。
《隋志》记载“武都顺政(今略阳),朴质无文,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
从上述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武兴国为子承父业世袭制的羌氐少数民族国家。由于“朴质无文”而少有历史记载,虽建国达256年之久,但缺乏文字历史而史学界漏记于“五胡十六国”,可他们遗传下来的质朴豪爽、坚忍不拔的优秀族品质,却代代相传。
2010年8月6日,在略阳县城西十余里,国道309线(陕甘公路)北侧的横现河镇发现的姜太妃墓志颂碑,为我们确定南北朝时期武兴国的存在提供了实物资料。墓志的最后落款是“维大魏正始元年岁次甲申十月甲辰朔十八日合墓于三徂永安陵”。
姜太妃为武兴王杨文弘之妻、杨集始之母。
翻开史籍,羌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及生存状况,略窥一斑,时至今日,千百年的衍变,虽不同远古,但历史文化的传承生活习俗的延续,信仰崇拜的主体,依旧没有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
历史上卓有建树的重量级羌氐人物很多,如李元昊、吕光、李自成、姜维等。
三皇五帝中炎帝、黄帝、大禹都是羌人。我国们是炎黄子孙, 也可以说是羌人后裔。
商周时期武王伐纣,羌人率师加盟。此后, 羌族或割据自立,或受辖于中央。春秋、战国时期,羌氐据现今略阳、宁强西境,蜀据其东境, 后统一于秦。
我国南北朝时“后秦”(384—417),是由羌族人姚苌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建都长安。盛时控有今陕西、甘肃、宁夏及山西、河南的一部分。历三主,达三十四年。姚氏统治下的民族,其主体虽然不是羌族,但其政权却具羌族特色,并继承了过去那种多民族相结合的封建统治传统。
“后秦”地域就含今宁强、略阳一带在内。宁强至今有西秦第一关,当初应是姚氏地方政权控制范围。
秦汉以来,宁强、略阳境内多为羌氐民族所居。
羌族人历来以骁勇善战而著称于世。《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巴、蜀之师”,实为生长在巴山蜀水间尚武的羌人;“前歌后舞”,实质上就是与羌人的信仰有关的傩舞——祈求神灵护佑、刀枪不入、百战百胜立于不败之地的军傩。
历史上的羌人姜子牙,将傩艺应用于军事战争,被后人演绎得神乎其神,成为中国第一部神话小说《封神榜》中的主角之一。现今宁强的丧葬习俗中,有一样纸活叫“灵塔”,又叫吊丧塔,就缘于和羌人姜子牙有关的传说:相传夏商时期周文王、姜子牙带领羌人征战,将士多有死亡,尸首回不了故乡,士兵看了心里极度难过,免不了军心动摇。为了安抚军心,姜子牙想了个办法,制作纸塔,收进死者灵魂送回故乡,所以称为“灵塔”。灵塔悬挂在灵堂的顶棚,为倒状。亲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会在家中停留三天,灵塔就是死者灵魂的暂住之所。灵魂在灵塔中看着亲人为自己操办后事,也保佑自己的子孙因为羌人的勇猛善战性格,历代多有羌人不受朝廷和官府的管制而作乱,并且大有作为。但更多的时候,是这种性格被官府和朝廷所利用。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平羌将军宁正平定陇南地方羌民叛乱后,在今甘肃徽县建立宁羌卫。二十九年(1396),陕南羌民田九成揭竿而起,连破官军。明太祖朱元璋派征西将军耿炳文镇压。次年九月,遣宁羌卫指挥姜观在羊鹿坪,即今宁强县城所在地,修筑城池,将宁羌卫所由徽州迁于此,“盖以辑宁氐羌之义,欲羌之永宁耳”。
成化二十年(1485),朝廷又以“宁羌一卫,孤悬万山,军民杂处,难以控御,加之荆襄民众为避战乱,多溯汉水西迁,此间人口骤增”等因素,割略、沔二县的三分之一建立宁羌州,辖略阳和沔县。
田九成起义失败,义军4000多人被俘,朝廷“诏诛同盟,遣散胁从”。部分羌民随田九成余部转战陕甘深山老林,部分隐居深山,隐瞒族别,和当地汉族共同生活,至此,在汉族强权政治下,宁强、略阳两地羌人逐渐“减少”。至今,除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建筑风格、衣饰饮食等方面羌风犹存,户籍上的羌民屈指可数了。从那时起,宁羌由卫而州,州而县,直到1942年改名宁强县,一直都是川陕咽喉和陕南西部重镇。
下期预告:《陕南羌族(上卷)》第二章节:史海遗踪
来源:《陕南羌族》(上卷)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