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将军最后的日子：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

　　“严格地说，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文/郑立

　　1949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度过了55周岁生日，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 吴石与妻子商议，到台北照相馆合影留念。这些照片成为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最后影像。在照片中，仅吴石和夫人、小儿子3人，明显不是全家福。或许在他心里，不久后一家人就会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当时，在他和很多人看来，台湾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很多人都相信，共产党将不惜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 有材料称，吴石进入台湾后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一号”。这种说法纯属虚构。也有资料称，吴石是战斗在台湾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是中共特别党员。这种说法也纯属演绎。事实上，吴石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的确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吴石的好友、共产党员何遂之女何嘉后来充满深情地回忆：“(1949年)8月在台北，父亲和吴伯伯接触密切。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避免祖国的分裂，吴石甘冒斧钺，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我们并在香港协助吴石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0月初，吴石再次来到香港，与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人称“小万”的万景光会面。会见后，何嘉受万景光的委托，送他到启德机场，目送他离去。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横的联系”导致暴露

　　对吴石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参与过吴石案审理的李资生在《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文中写道：“吴石是一个忠诚过度的情报员，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而加以有意的收集。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次，特别注重数字、图表，使得朱小姐(朱谌之)转送过去的资料，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

　　后来，国民党保密局在“吴石案”档案的“综合检讨”中，对中共华东局派遣来与吴石联络的朱谌之颇多分析。“检讨”评价朱谌之“党性坚强，学能优良”，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早有应付事变的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检讨”还认为，这次之所以能破获吴石案，皆因朱谌之与蔡孝乾等联络，暴露身份，犯了“横的联系”的严重错误。

　　1950年1月29日晚，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住处被埋伏的国民党保密局人员抓获。蔡孝乾的公事包里有一个记事本，上面留下了“吴次长”的记录。这成为致命破绽，使国民党保密局将目标锁定在吴石身上。

　　3月1日晚，吴石被捕。国民党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亲自出马，负责主审。叶翔之后来升任台情报局局长，成为台湾情报圈极具影响的人物。从吴石的狱中手记可以看出，他3月5日到4月7日遭到频繁提审，“随时被讯问，均是使人神经异常紧张，心境异常刺激”。

　　比吴石晚一个多星期入狱的著名报人龚德柏以狱中见闻写了一部《蒋介石黑狱亲历记》，其中对“吴石案”有关的人和事也有零星的记叙。

　　龚德柏所住的4号牢房就在吴石所住的3号牢房隔壁。保密局监狱前身是日据时期的军人监狱，一间5平方米不到，空气流通很差。这样条件恶劣而狭窄的地方，因为国民党抓人太多，而人满为患。第一晚睡了4人，第二晚增至6人，第三晚又增一人，以后均为七八人，有时曾至10人。睡的问题非常严重，至5月10日，他被他人挤得连坐都不能坐，只得站立3小时。“幸而只一星期，救星下降，即国防部次长吴石经医生检验，血压高至二百余度，非得安眠，有即日脑溢血而死之危险。但吴为要犯，非明正典刑不可。”那之后，牢房进行了调整，一间只住七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