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号是个什么组织

李士群创办“76号”,短短4年残害了3千多名同胞,他最后结局如何

提到“76号”,如今的人们也许会在相关的影视剧中了解到,这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扶植建立的“反动组织”,它主要的工作就是严刑逼供。

“76号”的由来,是以它所在地点,位于上海的“极司菲尔路76号”而得名。

其名声之臭,与本文要说的这个李士群关系极大。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南京之后,扶植汪精卫伪政府,并且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一个“特务情报”机构。一开始这个机构设置在“大西路67号”,由丁默邨负责,李士群为副手。

后来由于机构扩充,“67号”显得拥挤,于是就迁移到了“极司菲尔路76号”。这时“76号”的“大老板”名义上还是丁默邨,而实际掌权人却是李士群了。

“76号”成立以来,从1939年至1943年,4年的时间里,李士群用惨无人道的手段,用酷刑折磨死了3000多人。这里面包括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和其他许多爱国人士。

李士群的这些血债,让他被列入了“民国十大汉奸”之列,让他永远地钉在了耻辱的史柱之上。

作为这样一个没有底线的暴徒,李士群到底有过怎样的经历呢,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卑劣呢这样的残忍本性是他与生俱来的么

当我们审视李士群的一生之后,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实。

早年的李士群,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是与顾顺章等人一批的留苏成员。

在苏联期间,李士群曾经接受过“契卡训练”。

也就是说,李士群是中共最早接受过苏联最高级别特工训练的一批人之一。

可以说,在我党早期,李士群是一名有着相当经验的特工人员。

不过也许是运气不好,在一次行动过程中,李士群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给抓获了。

在国民党的“牢子”里,李士群毫无气节地投降了,摇身一变地成为了国民党的特务。

不过当时虽然李士群投靠了国民党,但是他并没有为国民党效力的打算,而是转身抱住了日本人的大腿。

在一段时期里,我党也曾经有将他“策反”的想法。

当然,有人不禁要问,这个李士群这么穷凶极恶,我党怎么会去“策反”他,应该想办法除掉这样的败类才对。

其实,这个李士群在叛变之后,并没有向国民党当局供认出我党的地下工作76号是个什么组织人员。

虽然,他这样做的目的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供出我党的同志,一定不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和对民族大意的理想。

不过,他既然有这样的行为,从客观上确实保护了我们的同志,所以我党内部才会有这样的决议,打算对他进行“策反”的工作。

当然,随着在“76号”中的暴行被披露,我党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对李士群的“策反”。

因为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我们的底线,已经被划到了十恶不赦的“汉奸”行列。

另外,从李士群在“76号”中发明的刑具、刑罚和刑讯手段来看,此人心机深沉,城府极深。派去“策反”他的同志很有可能不但无法说动对方,反而会在不知不觉之中着了对方的道。

对于李士群的“76号”,其恶名不但中共、国民党当局难以忍受,即便是“汪伪政府”内部也有好多人与其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

其中,“汪伪政府”的三号人物周佛海便是这样的人,他于李士群的矛盾很深。

周佛海这个人,本来是共产党早期的骨干成员,后来变节加入了国民党。日寇侵华之后,他又投向了“汪伪政府”,但是他却不安分,总是想通过私人的关系与国民党的高层取得联系,打着和平解决分歧的旗号到处游说。

对于周佛海的行为,作为特务头子的李士群当然要严加调查。可是作为“政府大员”的周佛海怎么会甘心接受李士群的调查,于是一来二去两人的仇隙便越来越深了。

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既然你周佛海跟我们国民党眉来眼去的,那我们也不能对你客气了。

此时,正拿着刀,急得团团转的,想要立刻砍死李士群的戴笠,把目光投向了周佛海。

就这样,戴笠利用在“汪伪政府”卧底的唐生明与周佛海取得了联系,并且密谋用计除掉李士群。

由于长期与李士群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让周佛海对除掉李士群的意愿非常的强烈。

周佛海的计划也很有效,就是利用日本人来谋杀李士群。

周佛海在“汪伪政府”中地位很高,所以很受日本人的重视,他在一次不经意的交谈中,利用属下的口向日军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中佐进行了一番挑拨。

挑拨的大致内容就是,李士群觉得宪兵队像“屎”一样不堪,他早晚要取而代之等等。

这让本来就瞧不起李士群的冈村中佐恼怒不已,于是为了“调解”双方的矛盾,周佛海又安排人以冈村中佐的名义邀请李士群到冈村家中赴宴。

宴席上,周佛海的人便与冈村密谋,在食物中下毒,毒杀了这个臭名昭著的“76号魔头”李士群。

李士群这样的汉奸,最后死在了他尽心服务的日本人手中,这不得不说是大快人心,罪有应得。

红色女特工关露,孤身卧底“76号魔窟”,背负43年女汉奸骂名

提起关露这个名字,许多自称“文艺青年”的年轻人,未必会知道她是谁,可是说起张爱玲,或许绝大数人都会知道这个响亮的名字。

上个世纪三四十76号是个什么组织年代的旧上海,这两个女人都同样年轻,在上海文坛有着并驾齐驱的魅力,可是许多年之后,人们只记得有张爱玲,却不记得关露这个比张爱玲更美貌,更富文采,人生更加传奇曲折的女人。

与张爱玲的文字色彩多为暮色、灰白、略显沉郁的基调不同,关露的文字色彩里隐藏着一丝奶黄的微亮,似乎总是饱含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与期待。

在1937年的上海,曾经上映了一部名叫《十字街头》的电影,关露为主题歌“春天里”所作的词是这样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向前进莫彷徨,黑暗尽处有曙光。”

但是,关露却被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角色整整纠缠了一生。

1907年7月14日,山西省右玉县的前清举人胡元陔家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取名为寿楣,寓意是生女也是光耀门楣。

关露就是这个被父亲寄予了厚望的女孩,直至后来开始左翼文学创作时,才正式改用“关露”的笔名发表作品,而她后来还有一个叫胡寿华的妹妹。

八岁的时候,关露的父亲胡元陔因为中风,不幸猝死在了离任的途中,从此,母亲徐绣枫独自一人负担起两个女儿的生活教育问题。

徐绣枫出生书香世家,非常有学问,依靠给当时的大学问家张百熙的外甥做家庭教师,获取主要经济收入,保障家庭生活来源。

因为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欺凌,徐绣枫具有很强的反抗意识,思想很独立,因此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也强调要经济独立,要婚姻自主,这就给关露姐妹俩,此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同时,关露姐妹俩在母亲的教育下,从小就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也看了很多的进步小说,这让关露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上,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功底。

可惜的是,关露十五岁那一年,母亲徐绣枫不幸因病去世,同父异母的哥哥趁此霸占了关露姐妹俩的财产,还将两个妹妹赶出了家门。

危难时刻,二姨收留了关露姐妹俩。可是,与母亲那个“读书才是出路”的教育理念不同,二姨点思想观念完全不同,主要提倡的是“女人要过得好,就一定要嫁得好”。

当时,关露虽然只有十五岁,却早已出落得亭亭玉立,明艳动人。二姨为此也动了心思,每天给关露做思想教育工作,说一些诸如“趁年轻赶紧嫁一个好人家”,“这女大当嫁的事情,自古有之”之类的话。

最后,在二姨的软磨硬泡下,托熟人介绍后,关露与一位银行经理见了面,但是闲聊之后,关露发现此人非常浅薄,与自己三观不合,因此并不喜欢他。

这时,二姨哪里还会管关露答不答应,早已点头同意,并且还收了人家的彩礼,正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地与人家商量迎亲的具体日期呢。

因为受母亲的影响,关露同样十分反感这种“包办婚姻”的陈旧观念,心里一百个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接受这种被安排的婚姻,因而想到了逃婚。

关露

可是,当时的关露举目无亲,世界虽大,又能去哪儿呢

恰好,曾经教过关露的一位先生吕雨湘,给她写来了一封信,叫她到河北怀安去当小学教师,借着这个机会,关露决定带着妹妹一起前往怀安。

但从未出过远门的关露姐妹俩,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更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曾经是母亲徐绣枫的学生,也就是张百熙的外甥阎今仲,正好要去上海看望他的姐姐阎佩芳,于是就建议关露姐妹俩先去上海,找他的姐夫刘道衡打听打听,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打算。

关露也没有更好办法,一心又想着“逃婚”,勉强接受了阎今仲的建议,带着妹妹一路风尘仆仆到了上海,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刘道衡是湖南衡山人,早年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因为目睹了诸多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现象,颇有正义感的他,最后选择愤然退党。

九一八事变以后,刘道衡和一些进步人士共同创办了一个叫做《流火月刊》的刊物,主要宗旨是宣传联合抗日,以及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等等。

1933年,刘道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生性耿直,古道热肠,为人热忱,比较喜欢积极上进的年轻人,见到关露姐妹俩后,非常赏识她们。

正是在刘道衡的资助下,关露姐妹重新坐进了上海法科大学法学院的课堂,帮助她们第一次听说了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知道了“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反对私有制”等新名词。

1928年,关露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后来又转入了中文系,此时自由新诗逐渐萌芽并成为流行文体,这也刺激了关露的创作灵感,随后发表了处女作《余君》、《他的故乡》等,正式踏上了作家之路。

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刺激了忧国忧民的关露,让她开始了全新的思考,并写下了大量的散文诗,诸如《悲剧之夜》、《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等,同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后,关露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丁玲等年轻作家一起写下了大量抗战散文诗歌,倡议大家创作挽救民族的“国防文学”,始终把自己的笔用作反抗侵略者的尖锐武器。

关露作品

如果关露也像张爱玲那样不参与政治,只顾埋头写作,那么她可能会留下更多的感人篇章,

但时光不能倒流,这永远只能成为一种假设。

面对着日寇的步步紧逼,当时的上海三大才女张爱玲、丁玲、关露也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路。

张爱玲选择了远渡重洋,丁玲去了革命圣地延安,而关露则坚持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留在了上海,同时意味着选择了挑战和牺牲。

为此,关露牺牲了文学、友情、爱情等等,正如她的诗里写的那样:“换得江山好春色,丹心不怯断头台!”

1939年,上海沦陷后,正在启秀女中教国文的关露,利用闲暇时间,创作了自传体长篇三部曲《新旧时代》、《黎明》、《朝》,让她在上海文学艺术界风头正劲,声名远扬。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家中修订《新旧时代》的文稿,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随后她接待了一个神秘的客人。

这人正是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与她交谈了一会,递给了关露一封叶剑英署名的电报,同时告诉关露送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这个“小廖”就是廖承志,当时在香港从事文化救亡工作。

关露到了香港后,见到了廖承志和潘汉年,但是安排的任务却让关露左右为难。

就是让她前往人们闻之色变、臭名昭著的“76号魔窟”从事卧底工作,借机接近李士群,摸清他的态度,如果可以的话,就将他“策反”。

之所以派关露前去,则是因为关露妹妹胡寿华的缘故。(胡寿华后来改名胡绣枫,也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共产党员)。

而这个李士群原来也是共产党员,被中统抓进监狱时,他的妻子身怀六甲,全靠胡绣枫一家人精心照顾。

后来,李士群选择投敌叛变,被释放出狱后,也在胡绣枫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当然李士群也不会承认自己叛变的事实,也没有出卖“救命恩人”胡绣枫一家人。

但是,此时胡绣枫已经调往重庆继续从事秘密地下任务,根本就脱不开身。联想到关露与李士群也认识,还是李士群嘴里所称“救命恩人”的姐姐。

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所以潘汉年等人都觉得关露应该会比较适合,也更容易接近李士群这个大汉奸。

潘汉年

这个李士群其实是投机人物,自从汪精卫投靠日本之后,他立即马上追随,彻底撕掉了平日里伪装的身份,成为了汪伪政权特务机关的一名可耻的爪牙。

此时的关露,也有了自己心仪的对象,是一名叫做王炳南的青年才俊,共同的革命理想,让他们相互钦慕,很自然就走到了一起。

但是,因为关露从事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两人虽然彼此心心相印,却也不得不分隔两地。

经过痛苦的艰难抉择,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面对这次九死一生的卧底任务,关露还是咬咬牙毅然接受了。

对此,潘汉年嘱咐关露,如果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解,若是辩解了,那一切就糟了。

我不会辩解!关露看着潘汉年的眼睛,坚定地说。

随后,回到上海的她,决然走进了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

对于关露这位才女的主动“接近”,李士群虽然有所怀疑,但还是隆重接待,并带领她参观了总部的每一个角落,借机大献殷勤。

此后,关露就成了“76号魔窟”的常客,由于善于周旋,交际能力比较好,几乎每月都去拜访李士群夫妇一、两次,还与李士群老婆还成了很好的“闺蜜”。

只要有空,关露就会陪着李士群的老婆去逛商场、或者看戏。

但与此同时,著名女作家关露“投靠”汪伪政权,成为一名女特务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以前关露会经常参加“左联”的宣传活动,此后全部被禁止参加,就连以前多年的同事朋友也对开始对她避而远之,有意疏远与她的交往。

对此,关露不但不辩解,即便是在路上遇到原来的朋友也装作不认识,从此形同陌路。

关露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让汪伪特务看到,自己只会把他们都害了。

就这样,除了与她单线联系的潘汉年同志知道身份外,关露一直背负着“女汉奸”的骂名,忍辱负重为我党收集了很多有价值的重要情报。

76号魔窟总部旧照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多,也让关露遭受了空前巨大的精神压力,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几近崩溃。

期间,关露曾给妹妹胡绣枫写过一封信,内容是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否同意。而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

但不久后,妹妹胡绣枫就回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继续留在上海吧。

关露看完信后,躲在家里哭了一夜,第二天继续打起精神,默默的战斗在特殊隐蔽战线上,穿梭于汉奸特务之间,依然保持着风情万种,与他们谈笑风生。

或许,只有夜深人静的电台声,才可以让她看到黑暗之中的那道光芒,才会让她确信只需要假以时日,一切付出都会值得。

1941年,关露终于弄清了李士群的真实想法,这个汉奸只是一直担心自己的前途,因为不知道国民党、共产党、日本这三方面到底最后谁赢,所以想采取三方都“下注”的计划。

有了这个前提,关露非常巧妙对李士群说:“我妹妹来信了,说有个生意人想与你合作,你会愿意吗”

李士群是个聪明人,立即听出了弦外之音,于是就点了点头。

经过关露的周密计划和安排,李士群顺利与潘汉年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见,这次“策反”的任务才最终圆满完成。

此后,这条线由我党其他的地下同志跟进,关露这才正式撤出了“76号魔窟”。

不过,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关露很快又接受了一个新任务。

1942年5月,关露进入了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杂志《女声》担任新编辑,开始了更为艰巨的卧底任务。

《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日本女作家佐藤俊子,而关露必须通过社长的左派朋友,设法找到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进而找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

丁默邨和李士群

关露在此工作期间,主要负责剧评和杂谈,在尽量不触犯日本官方禁忌的前提下,竭尽全力避免那些卖国求荣的汉奸言论出现,选择宣传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东西。

而发表文章的时候,关露绝对不肆意吹捧日本军队,刻意捧高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一再谈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让人家也抓不住她的把柄。

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前往日本,参加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的代表十几人全部被登报并附照片,经过这次的亮相,无异于在世人面前,公开宣称了她的汉奸身份。

笔者不由感叹,如今的国内“公知”们巧言令色,借用各种说辞为自己找理由搪塞、推脱,还妄想“粉饰太平”,种种伎俩也难逃人民群众的雪亮眼睛,因为历史早已有此先例!

关露本不想去,就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潘汉年派人给她送来一封信,要他到日本转交给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来恢复他们之间的联络。

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因此为了完成党交给她的任务,关露再一次踏上征程,在日本圆满的完成了给秋田送信的任务。

当关露回到上海后,她出席日本交流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国内报纸对关露发起了铺天盖地的批判:“毫无廉耻,完全是在畸形下成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之类的言论。

关露手迹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组织接到密报,关露已经名列国民党的锄奸名单首列,于是为了她的安全,安排关露前往苏北解放区。

由于当时情报工作的需要,我党当时还无法出面澄清关露的真实身份,这也让她遭遇了一连串的误解和屈辱,让她备受打击。

回到解放区,关露决定重新开始创作,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当时的报纸编辑也同意了,但是要求关露必须要换一个署名。

因为如果我党的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那肯定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也会有人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帮助朋友。

可是,假如不能以关露的名字发表作品,也就意味着她之前所有在文学上的成就,都被全部一笔抹平,必须重新来过。

这件事情让关露极度苦闷,加上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的挖苦和嘲笑,让她一度患上了轻度精神分裂症,同时也让她失去了自己的爱情和终身的幸福。

1939年关露在执行潜伏任务前,与心仪对象王炳南依依惜别,再度重逢已经是1946年,两人自然而然重叙旧缘,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当时的王炳南,担任国共谈判里中共代表团的成员,而代表的团长是周恩来,也可以说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

也由于这个原因,王炳南可以经常地坐“军调处”的飞机,往来南京与苏北的解放区根据地。

王炳南

有一次,王炳南想要搭便机,前去苏北看望关露,按照党组织的原则,同时也向周恩来和邓颖超汇报了他与关露的恋情。

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经过慎重的考虑后,认为他们两个人的结合,可能会对党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就明确表示了反对。

王炳南是个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听完他们的劝告后,顿时也就明白了,他和关露的感情必须考虑到党的事业这个前提之下,划上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关露最终没有等到王炳南的到来,也没有等到他那句“关心你一世“的承诺,却等来了他一封冰冷的长信。

“因为党的荣誉胜过一切,因为他极强的党性,不得不与她断绝关系,划清界限······。”

1946年的苏北天气特别寒冷,但也比不上关露冰冷的心,残酷的现实如同一把利刃,刺穿了她早已千疮百孔的心里防线,让她一直不停的往下坠,仿佛永远没有尽头······

当时的关露,作为一名女性,名声无法恢复,感情也没有归宿,艰难处境可想而知,但是凭着对信仰的坚守,对共产党理想的追逐,她只能选择一个人孤单上路,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

建国后1955年和1967年,关露因为“潘汉年案”两度入狱,在秦城监狱里,她留下了人生中的最后是十一首诗,从此不再写任何文字。

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关露忽然选择沉默了下来,中国的一代才女,今已无言。

1980年,关露不幸身患脑血栓,从此卧病在床了,基本上丧失了生活能力,但身体仍然顽强,似乎在等待一个结果。

1982年3月23号,中组部和文化部领导来到了关露的家里,在那个只有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宣读了中央的决定,也正是关露想要的那个答案。

晚年的关露

那就是《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了她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根本不存在汉奸问题,这起长达近四十三年的冤案才就此宣告结束。

半年之后的一个冬日里,关露在她的小房子里吞下了过量的安眠药,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结束了自己壮烈而已曲折的一生!时年七十五岁。

文化部为关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她曾经的朋友、战友都悉数到场为她送别,她的骨灰最后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葬礼上,出现了一位表情沉重,神情沉郁的老人,始终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一直默默的站在人群的后面,那是关露曾经的恋人王炳南,眼里满含着伤心内疚的眼泪······

当我们身处和平年代的春天里,和暖的阳光照耀着的不再是破衣裳,当我们哼唱起那首脍炙人口的《春天里》,就会不由自主想起关露,追忆这个功勋卓著又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女作家。

正是无数个与她同样的革命先辈,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用他们的青春、生命、自由、爱情·····甚至是名誉与尊严,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安宁,我们没有理由不永远铭记、永远珍惜。

叛逆者:林楠笙开启二轮渗透接触人仍是朱怡贞思想转变彻底了

挚爱过的情侣,因各种因素分开后再见,曾经那份触动内心的深刻画面都会化作重逢时的眼泪——细润、无声、量多。

随着淞沪会战的爆发,上海很快成为沦陷区,曾经的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全员进入了潜伏状态。

由于日本成立了特高课、76号等一系列特务组织机构,让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迅速变节,由曾经的同伴转变为了现在的叛徒,原行动队长胡道义就是此类人的一个剧情人物代表。

因为这些叛徒的存在,导致特务处上海区的各大站点损失惨重,且情况越发的糟糕起来,

被陈默群称之为官僚的王世安应对这样的局面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甚至于想到了联合地下党组织的这条最令蒋某人忌讳的方法,

其理由也很有趣:

1.地下党组织有着丰富的地下潜伏、开展工作的经验,可以相互帮衬着。

2.关键时刻,可以让对方的人为上海区的人挡子弹。

而经过王世安的思量之后,作为派出接触的人也锁定在了林楠笙的身上——他有渗透经验,且自身的执行能力过硬。作为此次任务的执行人最为合适!

于是,在征求副站长顾慎言的同意下,林楠笙就成为执行这个接触+渗透计划的具体执行人了。

当顾慎言将这些信息告知渔夫纪中原后,他们为了应对即将与军统的林楠笙接头,

也开始准备己方的人员,恰在此时,朱怡贞回来了。

从前一头乌黑长发、学生装的她,经历根据地的磨练之后,仿佛蜕变得更加的成熟了,不禁发型上剪短了,一身的气质更是拿捏得死死的,让人看了就感到非常的放心+安心。

在纪中原将与林楠笙进行合作接头的事情告诉朱怡贞后,她选择主动揽过接头的任务,理由很简单:

“她现在已经放下了对林楠笙的感情,由经验丰富的她出面和林楠笙接头最为合适。即便暴露,也仅仅只会有她一个人,不会波及到其他同志。”

剧情中有过一段林楠笙看见朱怡贞时的重逢假象剧情:

衣着学生装的朱怡贞还和以前一样出现在林楠笙的面前,对着他微笑,

而看着对面熟悉的女声倩影,林楠笙不禁眼泪盈眶,仿佛期待这一刻已经等待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就连对面那幻象中触感都是那样的清晰......!

笔者个人:接下来林楠笙与朱怡贞相见时候的剧情,绝对是陷入回忆杀的催泪剧情系列,而时隔数年再度重逢的二人,身处不同的阵营,会做出什么样的剧情反应呢

我们观众也有着自己的猜测——在越来越残酷的斗争形势下,林楠笙渐渐对军统的一系列行为感到天然的反感和厌恶,

对朱怡贞极其地下党人的作风感到由衷的敬佩,随着邮差顾慎言在暗中引导和朱怡贞的正面影响,林楠笙曾经的思想会彻底的抛弃,转而重新树立新的红色信仰。

那么,大家认为林楠笙与朱怡贞的再度相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潸泪情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