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奥运会

1940年,流产的东京奥运会

文/历史研习社作者 任逸飞

最近,由于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散,还剩四个多月就要开幕的2020东京奥运会还能不能如期举办,成了日本民众,乃至全世界人揪心不已的问题。而就在刚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举行电话会谈,决定将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时间推迟至2021年。这也将成为现代奥运124年历史上首次出现推迟举办奥运会。

东京奥运被迫延期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一场沉重打击,不仅前期数百亿美元的投入要打水漂,安倍政府所希望的用奥运提振日本经济的设想也要付诸东流。日本SMBC日兴证券公司曾估算,如果东京奥运会不能如期举行,对日本造成的损失将达到7.8兆日元(约合773亿美元),日本的国内GDP要降低1.4%。

▲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新国立竞技场

不过,令人倍觉吊诡的是,这并非东京第一次面临办不成奥运的窘境,相同的事情还发生在八十年前的1940年,在投入巨资、筹备经年后,当时的东京放弃了已到手的第12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一波三折的申奥之路

自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办以来,这场四年一度的盛会便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能否成功举办奥运会,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体育水平,更彰显着其国力和地位。

因此直至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历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全部来自欧美列强,法国和美国甚至都两度举办了奥运会。西方国家对奥运会主办权的长期垄断,无疑与《奥林匹克宪章》中所强调的“公平竞争、互相理解、友谊团结”的精神相违背。

然而客观地看,对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来说,经济的落后、社会的动荡与国力的孱弱,决定了它们根本没有能力承办奥运会,何况在列强的殖民统治依然根深蒂固之时,许多国家连最基本的独立自主都无法实现,也就更遑论办奥运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迎来了改写上述历史的契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通过锐意西化,经过短短三四十年便实现了国家跨越式的发展,不但摆脱了欧美的宰制,自己也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成为亚洲唯一一个跻身列强行列的国家,更是“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作为“五大国”(美、英、法、日、意)之一在国际事务上掌握着重要话语权。

▲国际联盟副秘书长、国际奥委会委员——杉村阳太郎

显然,在日本人看来,日本完全有资格、也有能力承办奥运会,尤其是日本人自视为有色人种的先进代表,假使能成功举办奥运,对于提升日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于是在1929年,日本学生体育联合会会长山本忠兴便与到访日本的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会长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Sigfried Edstrom,后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讨论了由东京承办奥运会的可行性,此次会谈引起了东京市长永田秀次郎的极大兴趣,之后他开始积极推动东京申办奥运会。

1931年10月28日,东京市议会全票通过《关于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建议》,计划对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进行改扩建,作为可以容纳10万人的奥运会主会场。与此同时,永田联络时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的资深外交官杉村阳太郎,由其组织包括国内体育从业人员以及具备海外留学背景的市议会议员在内的申奥团队。在翌年于洛杉矶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日本正式提出申请,东京随即被接纳为1940年第12届夏季奥运会的候选城市。

然而东京的“申奥之路”并不如预想般那样一帆风顺。在洛杉矶大会及之后提出申请的共有14座城市,分别为:日本东京、芬兰赫尔辛基、意大利罗马、西班牙巴塞罗那、匈牙利布达佩斯、埃及亚历山大、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里约热内卢、爱尔兰都柏林、加拿大多伦多、瑞士洛桑、希腊雅典、英国伦敦、加拿大蒙特利尔,可谓竞争激烈。经过几轮投票,最后的竞争在东京、赫尔辛基和罗马三座城市间展开,国际奥委会预备在1935年的奥斯陆大会上公布结果。

当时欧美国家对于由日本承办奥运会顾虑重重。一方面,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和之后日本的退出国联,令其国际形象大跌;另一方面,西方人士认为东京作为主办城市有诸多缺陷,譬如其夏季高温多雨,且距离遥远,欧美运动员前往比赛徒然增加往来开销。

▲1936年,副岛道正与国际奥委会主席亨利·德·巴耶-拉图尔在柏林合影

为了能打消外界疑虑,东京市表态他们愿意额外拿出100万日元作为运动员的住宿和旅行补贴,同时日本外交官也开始了私底下的疏通打点。自1934年12月起,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副岛道正与曾担任过驻意大使的杉村阳太郎一起多次与墨索里尼协商,得到了后者关于罗马退出竞争的许诺。

但事有不凑巧,由于1944年是国际奥委会成立50周年,奥委会决定将其总部所在地的瑞士洛桑提前宣布为第13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当意大利发现若是其不申办1940年的奥运,那么下一届也一样没有机会时,就立即“反了水”,重新表态要参与1940年奥运主办权的争夺。意大利的“临阵倒戈”,不仅让奥委会的最终投票被迫延后一年,至1936年的柏林大会上再作决定,更让日本人大丢脸面,以至于日本国内民众的反意情绪陡然增高。

不过,1935年10月,墨索里尼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此时意大利对于举办奥运会已然是没有什么兴趣了,局势再度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摇摆。1936年3月19日,国际奥委会主席亨利·德·巴耶-拉图尔(Henri de Baillet-Latour)搭乘客轮“秩父丸”抵达东京,并于27日谒见了昭和天皇,尽管此时的东京刚刚经历了“二二六”事变的巨大骚乱,但拉图尔的感觉却十分良好,他在东京一直逗留到4月9日。

▲日本“柔道之父”、“体育之父”、国际奥委会委员——嘉纳治五郎

7月31日,国际奥委会在柏林阿德隆酒店举行最终投票,日本“柔道之父”、德高望重的嘉纳治五郎代表日本申奥委员会陈述道:“日本的确很遥远,但如果因为这个原因而无法举办奥运会,那日本将来是否也不必再参加欧洲的奥运会了呢?”

结果,东京以36票对27票击败了赫尔辛基,成为首座举办奥运会的亚洲城市,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时间被确定为1940年9月21日至10月6日。

二、稳步推进的筹备工作

申奥成功后的1936年12月,在文部省牵头下,东京奥运会组委会迅速成立,由原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公爵担任委员长。

随着奥运筹备工作的全面铺开,比赛场馆的选址和建设成了头等大事,可在这一问题上却出了不小的波折。前面提到,在东京最初的申奥计划里,主会场本欲使用改建后的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但这个方案却遭到管辖明治神宫的内务省神社局坚决反对,奥组委不得不放弃了在交通便利的东京市中心建设场馆的打算。

主会场的替代选址被定在了驹泽高尔夫球场(今东京世田谷区驹泽奥林匹克公园),当时这里还是荒郊野外,四周都是农田,不过好处是场地足够大。除了主会场外,包括芝浦自行车竞技场、神宫外苑游泳馆、户田漕艇场在内的一批专项赛事场馆也开始紧锣密鼓的施工。

▲驹泽体育馆,后作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场馆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东京在市政建设和配套服务的完善上同样下了功夫,譬如兴建横滨周边道路,建造酒店,开展城市清洁与美化,设计纪念品,对工作人员进行英语培训等等,日本放送协会(NHK)甚至专门购入广播器材,以便实现赛况在东京与大阪、名古屋等城市间的即时转播。据统计,日本政府为筹备奥运共拨付款项达50万日元。

然而,此时的东京市民们谁都不会料想到,这场期盼中的五环盛会很快便将像斑斓的泡沫消逝在风中。

三、半路夭折的东京奥运

实际上打从一开始,日本申办奥运的动机就并不单纯。进入1930年代后,日本遭受了经济危机的巨大打击,国内百业萧条、社会动荡,政党内阁无法抑制陆军的“暴走”,在少壮派军人于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像是被架上一台隆隆作响的战争机器,再也下不来了。

“九一八”事变打破了列强过去在远东的均势,更加剧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在宣布退出国联后,日本非但不再被视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反而成了世界和平的破坏者,日益陷入到隔绝与孤立的境地。在如此局面下,举办奥运会与其说是为了展现国力,更重要的则是能够借此重拾日本的国际形象,摆出重新“融入世界”的姿态。

另外不得不提到,举办奥运会的1940年这一年份本身就承载着非比寻常的涵义。按照《日本书纪》的说法,传说中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是在公元前660年(辛酉年)于大和橿原宫即位的,所以1940年是“纪元2600年”。现在的人都知道所谓神武天皇即位年份只不过是比照汉代谶纬“辛酉革命”编造出来的,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可对于当时的日本民众来说,“万世一系”的天皇作为现人神,以及“皇国”日本的认识都是不容许有丝毫质疑的。

▲1936年,东京一家商铺正在赶制奥运五环旗

于是1940年(昭和15年)注定要成为宣扬“八纮一宇”之皇威于海外的时刻。如果不出意外,日本在这一年将是“三喜临门”,不仅是东京夏季奥运会,北海道城市札幌还获得了同一年举行的第5届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而1940年世界博览会也将以“纪元2600年纪念日本万国博览会”的名头开幕,上述三大国际活动被日本政府统称为“纪元2600年纪念行事”,受到全国上下的瞩目。

然而战争的硝烟终于还是遮蔽了皇祖的光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很快中日间的冲突演变为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战火燃遍了半个中国。日本尽管投入了一百多万人的兵力,可在短时间内迫使中国投降的目标却始终无法达到。至1938年春,日军兵临武汉,大陆战事没有丝毫即将结束的迹象。

骤然降临的战争使东京奥运的筹备遭遇极大干扰。对于军部来说,前线的军情要比后方搞什么无关痛痒的奥运会紧急得多,政府不应当把大笔资金,特别是钢铁等宝贵的战略物资浪费在筹办奥运会上。以陆军大臣杉山元为代表,军队内部关于东京停办奥运会的呼声甚嚣尘上,陆军高层甚至表态他们不会在部队中选派奥运选手,以此作为杯葛手段。

在军部的巨大压力下,东京的筹备工作步履维艰,各项场馆的建设走走停停,《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上曾经十分火热的奥运宣传版面也开始不断缩减,以至于1938年3月,身为众议院议员和政友会成员的河野一郎在预算会议上高调质疑,东京还有无可能举办奥运会?

而在国外,日本的侵华战争,尤其是日军在中国首都南京烧杀抢掠、犯下的滔天罪行,令国际社会大为侧目。奥运会本应是一场弘扬人类和平的盛会,在《奥林匹克宪章》中规定,奥运会举办期间,必须实现“神圣休战”,而日本现在的所作所为与上述规定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认为日本已经丧失了举办奥运会的道义基础,他们要求国际奥委会取消东京的主办权。

▲1940年东京奥运会宣传海报

在1938年于开罗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亨利·德·巴耶-拉图尔收到了来自中、英、美等国共150多封信函,强烈要求取消东京的主办资格。考虑到停办1940年奥运的负面影响以及顺利完成“纪元2600年纪念行事”的重大意义,日本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自然不愿轻言放弃,他们顶住反对声浪,向国际奥委会力保东京如期举办奥运会不存在任何问题。

在收到日方的保证后,国际奥委会也犹疑观望起来,没有在开罗大会上作出进一步动作,不过为以防不测,奥委会执委会在秘密会议上决定,由芬兰赫尔辛基和挪威奥斯陆作为1940年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候补城市。

就在东京奥组委以为他们挺过了国际反对这一关时,形势却急转直下。1938年5月4日,曾为东京申奥付出巨大心血的嘉纳治五郎在参加完开罗大会返回横滨的途中,于“氷川丸”轮船中溘然长逝,享年77岁。嘉纳治五郎在日本国内享有崇高威望,他的病逝给本已危在旦夕的东京奥运会以沉重一击。

此时的近卫文磨内阁再也无法抵挡国内外的压力,于6月23日召开内阁会议,声明对除了军事用途以外的其他类型的物资使用实施限制,这次会议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停办奥运,但无疑已经给东京奥运会画下了休止符。7月15日,新成立的平沼骐一郎内阁正式宣布,东京放弃194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从1930年形成申奥动议直到1938年7月,东京在奥运会上已投入资金总计90万日元(相当于如今币值23亿4千万日元),而这一切却都化为了“黄粱一梦”。

四、绵延不衰的“奥运梦”

东京退出后,国际奥委会决定由赫尔辛基接替作为194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会期则调整为7月20日至8月4日。

然而当时的世界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欧洲战云密布,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后,芬兰与苏联又爆发了苏芬战争。在战火席卷欧陆的当口,举办奥运会显得不合时宜。1940年1月,芬兰通知国际奥委会放弃主办权。此后,由于战争的原因,1940与1944年的奥运会全部停办。

东京放弃奥运主办权后,之前的各项筹备工作草草收尾,户田漕艇场、芝浦自行车竞技场等场馆都在缩小规模后完成施工。1940年东京主办了远东运动会作为奥运会的替代活动,但参加的国家除了日本外只有区区五个,甚至包括了伪“满洲国”、汪伪“国民政府”这样的傀儡政权。

曾经为争夺1940年奥运会主办权相互竞争的三座城市:东京、赫尔辛基和罗马,直到战后才都一遂心愿,赫尔辛基主办了1952年的夏季奥运会,罗马主办了1960年的夏季奥运会,而东京则是1964年。

战后的日本从一片废墟中再度站立起来,实现了经济腾飞,自1955年起,东京重新尝试申奥,并最终于1959年成功击败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底特律,争取到了1964年第18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在时隔24年后,东京又一次成为首个举办奥运会的亚洲城市。

为保障奥运会圆满成功,日本政府耗费30亿美金的巨资展开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世界首条高速铁路东海道新干线、首都高速路和东京地下铁陆续建成,不仅让东京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且极大推动了日本国内的经济景气。直至今日,1964年东京奥运会依然被视为体育赛事和城市发展“双赢”的绝佳案例。

▲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选手坂井义则点燃圣火

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奥运会的主会场被选在了1940年划设的驹泽,而曾经对1940年东京奥运牢骚满腹的河野一郎,此时却作为自民党的头面人物,担任建设大臣兼奥运会担当大臣,一肩挑起了奥运会筹备工作的重任。可见,日本人执着的“奥运梦”在二十四载后是怎样的经久不衰。

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的日本不得不再次为奥运会做出抉择,历史仿佛在和东京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似乎每当五环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都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曲折。我们只有期盼着日本民众乃至全世界人都能继续咬紧牙关,战胜疫情,一同迎接这场久违的“东京奥运梦”。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赛登施蒂克:《东京百年史:从江户到昭和,1867-198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

2.[美]安德鲁·戈登:《200年日本史:德川以来的近代化进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

3.Marius B. Janse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02.

奥运观察丨史上最特殊的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的“第一次”大盘点

21世纪经济报道特约撰稿 张然

2020东京奥运会于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举办,中国奥运代表团的431名运动员参与了33个大项的比赛。由于新冠病毒未得到控制,奥运主办城市东京仍处于紧急状态。因此,主办方谢绝海外观众现场观赛,并严格限制现场观众人数。在开幕式上,耗时三年建成,可容纳6.8万观众的新国立竞技场中,仅有不到1000名政要、记者及嘉宾现场观礼。

全球疫情之下,东京奥运注定成为特别的一届奥运会。但在因防疫措施而无可避免的诸多“第一次”之下,本届奥运会亦有许多象征突破的“第一次”。这些“第一次”,不仅展示了这一全球瞩目的体育赛事背后的运动精神,也体现着共克时艰、推动平等、环保智能的时代脉搏。

疫情之下 特殊的体育赛事

第一次改期的奥运会

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原定于2020年7月24日至8月9日在东京举办。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3月24日,国际奥委会与日本政府决定延期举行,但保留“东京2020”的名称。最终,赛事于2021年7月23日开幕,并持续到8月8日。

在此之前,曾经有三届夏季奥运会因战争取消,其中就包括1940年的东京奥运会。而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历史上第一次延期举办的奥运会。因此就有了这样独特的场景,全球观众在2021年夏天,观赏“东京2020”的比赛。

第一次限制观赛的奥运会

本次东京奥运,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几乎没有现场观众的奥运会。

今年3月,东京奥组委宣布,出于防疫措施考虑,将不允许外国观众现场观赛。东京奥组委原希望在一定限制下,允许国内观众入场,但东京疫情严峻,于7月8日再次进入紧急状态,使得现场观赛难以实现。从7月23日的开幕式,到此后的绝大多数比赛,都没有普通观众入场。

在宫城县举办的奥运男女足球预选赛是一个例外。在宫城县知事村井嘉浩的坚持下,为期六天的比赛中,单场约有3000名观众现场观赛。

1940年奥运会第一次使用新的奥运口号

2021年7月20日,国际奥委会通过决议,将”更团结”加入到奥林匹克格言中,并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在原有的“更快、更高、更强 (Faster, Higher, Stronger)”之后,加入了“更团结 (Together)”,强调在困难时期,团结的重要性。

“更快、更高、更强”诞生于1924年巴黎奥运会,当时正值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30周年,这句话来自现代奥运会发起人皮埃尔·德·弗雷迪,用于展现体育上的卓越成就。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团结一致推动我们的使命,通过体育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唯有通过团结,我们才能跑得更快,期望更高,变得更强。”

促进性别平等 展现多元包容

第一次“性别平等的奥运会”

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根据国际奥委会的参赛名额分配,48.8%的参赛选手为女性,创造新纪录。中国本次共派出运动员431名,其中女运动员298人,男运动员133人,是历史上代表团男女人数差距最大的一次。

东京奥委会多次表示,要将本届奥运会及残奥会打造为性别平等丰碑,为实现更加平等和包容的社会铺路。在赛事安排上,东京奥运确保男女竞赛项目具有同等的可看性与夺金机会,并增加了男女混合比赛项目。本届奥运会,奥委会也要求各国代表团至少包含一名男性运动员,和一名女运动员,并允许每个国家在入场式上由一男一女共同担任旗手。中国队在开幕式上,派出女排队长朱婷和跆拳道运动员赵帅担任旗手。

北京大学妇女儿童体育研究中心主任董进霞教授表示:“女性全面参与奥运会,在过去被认为是男性力量和特质展示的30多个运动项目中展示自己的技能、勇气和智慧,用行动向世界证明,女性具有无限的潜能,只要给她们平台和机会,她们也会像男性一样,在社会各个领域取得出色的成绩,甚至比男性做得更好。”

第一次有跨性别运动员参赛

43岁的新西兰跨性别运动员劳雷尔·哈伯德,8月2日参加了女子举重87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她是历史上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跨性别运动员。比赛中,她在三次抓举全部失败后,退出比赛。中国选手1940年奥运会李雯雯打破抓举、挺举及总成绩三项奥运纪录,获得该项目冠军。

跨性别运动员参与体育赛事,一直引起许多争议。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总睾酮水平在比赛前12个月内均低于10nmol/L的跨性别女性运动员,可以参加女子组的比赛。而比利时举重选手安娜范贝林根说,跨性别运动员参与女子组比赛,是“对这项运动和运动员的不公平”。

跨性别者参与运动的比率远低于平均水平,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参与团体运动的跨性别青少年,仅有美国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而跨性别运动员参与体育赛事的标准尚不成熟,奥委会、国际田联、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均有不同规定。

新能源新科技 助力绿色智能奥运

第一次使用氢能圣火

全球变暖之下,奥运承办国的环保对策也广受瞩目。东京奥委会也为实现“零碳排放”的目标,广泛使用新能源及环保材料。在本次的圣火传递中,部分地区使用氢气作为火炬燃料,这也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不排放二氧化碳的圣火燃料。东京奥运还启用了丰田提供的燃料电池汽车,这种汽车以氢气为燃料,只排放水蒸气。

除了利用新能源,本届奥运会从比赛领奖台到奖牌,都由再生材料制成。日本奥组委从小家电、旧手机中提炼制作奖牌的金属,又用回收的海洋塑料垃圾,通过3D打语音技术打造领奖台。甚至比赛会场贩售的饮料包装,都由100%可回收材料制成。

第一次使用AI评分辅助系统

东京奥运会在体操比赛的10个项目上,引入了日本富士康公司开发的AI评分辅助系统,这也是其首次亮相奥运会。国际体操协会曾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使用这一系统。AI评分系统,能通过投射红外线,追踪运动员的动作,生成3D图像,并判断技术动作的完成度。最终运动员的得分,由裁判结合AI判断,综合得出。

日本的科技界还为东京奥运提供了许多便利。比如日本电器(NEC)首次通过人脸识别技术,为赛事相关人员提供入场认证服务; 而日本电报电话(NTT)则为场馆提供5G通信及AR技术,支持入座引导、比赛转播等多种服务。

新增比赛项目 丰富观看体验

第一次亮相的五个大项

本届东京奥运会,新增五个大项的比赛,包括滑板、冲浪、竞技攀岩、空手道,以及棒球/垒球。其中滑板、冲浪、运动攀岩等城市运动,将为奥运带来一阵新气象,也将保留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而空手道和棒垒球,作为具有日本特色的东道主优势项目,仅会在本届出现。

一般来说,奥运主办城市通常会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建议,新增一些具有本国特色,或具有优势的比赛项目。国际奥委会会评估项目能否吸引新观众、年轻人,或助于实现性别平等,决定是否通过。

我国16岁小将曾文蕙,也是首名亮相奥运会滑板赛场的中国选手。她在7月26日举办的滑板女子街式决赛中,取得了第六名。

第一次新增的项目

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除了新增五个大项,还在射击、射箭、柔道、田径、游泳等项目新增了混合团体赛,由男女运动员组共同参与,增加比赛可看性。

中国射击队的庞伟、姜冉馨拿下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赛金牌,杨倩、杨皓然拿下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在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诗雯、许昕则获得银牌。在男女4 ×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中国组合徐嘉余、闫子贝、张雨霏和杨浚瑄(自由泳第四棒)以3分38秒86的成绩拿下银牌。

除此之外,东京奥运还新增三人篮球项目。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拿到铜牌,这是中国篮球时隔29年,再次在奥运会拿到奖牌。美国队、俄罗斯奥运队分别取得该项目的冠亚军。

中国代表团 实现历史突破

第一次获得奖牌的项目

在东京,中国队共获得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银牌。其中,多个项目是中国队奥运历史上首次夺金。孙一文在女子重剑决赛中,一剑封喉,拿下了中国女子重剑的历史首金。四战奥运的巩立姣,继08年获得季军,12年获得亚军,16年取得第四名后,在东京拿下中国在奥运史上的首枚田赛项目金牌。此后,刘诗颖在女子标枪比赛中一枪定胜负,拿下中国的第二枚田赛金牌。

而除了夺金项目,许多项目亦取得奖牌突破。中国游泳队的李冰洁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获得铜牌,刷新亚洲记录,成为第一个在这一项目上取得奖牌的亚洲选手。在男子帆板RS:X级比赛及赛艇男子双人双桨比赛中,帆板选手毕焜,和划艇组合刘治宇、张亮分别获得铜牌,实现了中国在这两个项目上奖牌“零的突破”。

第一次实现的奥运突破

8月1日,中国选手苏炳添在奥运男子100米半决赛中,以9秒83的个人最好成绩,打破亚洲纪录,成为首个进入百米决赛的中国人。在决赛中,他以9秒98的成绩获得第六名,为中国、亚洲田径界创造了历史。此外,王春雨进入女子800米决赛,谢震业闯入男子200米半决赛,也都是中国田径的历史性进步。

而中国女子橄榄球队则是初次亮相奥运,在比赛中战胜东道主日本队,闯入八强。中国马术军团也在本届奥运第一次获得马术三项赛团体赛资格,并取得了第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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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黄色的回忆”到“血亏盛宴”,东京与奥运会的三次相遇

7月23日,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开幕。这恐怕是现代奥运会史上最命运多舛的一届奥运会:新冠疫情已经导致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而直到开幕前一周,东京奥组委总监武藤敏郎仍表示,不排除在最后一刻取消奥运会的可能。尽管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顶住巨大压力坚持举办此次奥运会,日本民众却大多持反对态度。日本《朝日新闻》在开幕式前四天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新一波新冠疫情来袭之际,68%的受访者对奥运主办方控制新冠疫情的能力表示怀疑,55%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奥运会继续举行。

历史上,东京与奥运会三度结缘。虽然现代奥运会的创办初衷是缔造和平和国际主义,但东京与奥运会三次相遇的历史告诉我们,奥运会不仅无法做到去政治化,而且与举办国的政治目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战时的未竟之梦:1940年东京奥运会

1930年,即关东大地震七年后,东京举行了盛大的帝都复兴庆典,并提出了申办奥运会的计划。日本体育界起初对这一倡议态度消极,然而日本当局执意申奥。1936年7月,在柏林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东京击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成为第12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为了获得主办权,日本特地争取到了同样在申办奥运会的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德国的帮助。同年,日本建筑师、安田讲堂的设计者岸田日出刀受文部省与大日本体育艺术协会委托,考察了柏林奥运会的会场并调研了各类设施。

很大程度上来说,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成功为日本当局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前路透社巴黎分社体育部主管弗朗索瓦·托马佐(Franois Thomazeau)在《世界体育秘史》一书中指出,柏林奥运会是奥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体育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民众狂热和商业热潮。”

对当时的纳粹德国而言,柏林奥运会成为了最好的宣传工具,一方面通过展现热情好客、追求和平来安抚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借此塑造国民自信和凝聚力。讽刺的是,许多如今的奥运会“标配”其实是纳粹德国的发明,比如兴建宏伟的体育馆和火炬接力。柏林奥运会首创了奥运火炬接力仪式,即在奥林匹亚点燃火炬,再人手接力,于开幕式当天将火炬传递至柏林体育场。

日本计划在举办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同时举办日本世博会——在现代奥运会最初的历史上,奥运会可以说是世博会的附属活动,难以独立举办,1900年的巴黎和1904年的圣路易斯都曾同时举办过世博会与奥运会。为了不勾起国际奥委会对这段尴尬历史的痛苦回忆,日本变更了在月岛(关东大地震后填海而成的新区)一并建设世博与奥运场馆的原计划。

除了庆贺地震后的城市重生,1940年的奥运会与世博会还因赶上了被称为“纪元2600年”的历史性时刻而具有了某种国家事业的重大意义。据称,从神武天皇开始,日本皇室万世一系,至1940年就有了2600年的历史。为此,日本筹划了大量纪念活动,奥运会无疑将是国家建设的重头戏。东京奥运会申办成功的一个月后,时任文部大臣平生釟三郎在广播中提出以下“国民的觉悟”:“日本全体国民对坚韧不拔的国家观念与光辉的武士道精神的日益明确,和对日本在世界列强中的正确地位的认识。”

然而在筹备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进入了战时状态。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主导侵华战争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国内宣传中将这场不正义的战争神圣化,压制所有反对的声音;其内阁启动《军需工业动员法》,制定了《临时资金调整法》和《进出口物资等临时措施法》等法律,开始将经济转入战时统制模式。由于钢铁需要优先供应军需生产,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基本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日本的侵华行径也让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空前紧张。国际联盟的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于1937年10月指出日本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呼吁签署了《九国公约》的国家召开会议商量对策。11月,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但日本宣称战争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拒绝参加,在事实上退出了《九国公约》。1938年9月,中国向国际联盟控诉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将日本认定为侵略国,根据盟约立刻许可各加盟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

虽然因为英国和美国当时不愿意被卷入亚洲问题,实际的经济制裁并未实施,但日本的确陷入了国际孤立的境况,就算举办奥运会,恐怕也会遭到许多国家的抵制。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日本放弃了举办1940年奥运会,世博会也宣告延期。

日本的黄金年代:1964年东京奥运会

1964年10月10日,昭和天皇亲临开幕式宣布第18届奥运会开幕。能容纳7.5万名观众的国家体育馆座无虚席,自卫队驾驶喷气式飞机在天空中描绘出奥运五环,来自94个国家的5000余名运动员列队出席开幕式。当“原子弹男孩”坂井义则手持奥运火炬小跑进入会场时,观众起身安静致意——这位时年19岁的日本大学生在广岛郊区出生,生于美国向广岛投放原子弹当日。那是亚洲国家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它不仅是亚洲的盛事,更是日本的盛事。

然而就在四年前,日本社会还在大规模国民抗议中动荡不已,这与日本战后形成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1951年,随着两项条约的签署,日本被盟军占领的岁月结束了:《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规定盟军需撤离日本,恢复日本的完全主权,声明日本具有自卫权且不限制其日后经济发展;《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无限期驻军,且日本不得为任何第三国提供军事特权。1955年,同属保守派别的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开启了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在国会中形成与社会党长期对峙的政治格局,这被称为“1955体制”。

《日本及其历史枷锁》作者R.塔格特·墨菲(R. Taggart Murphy)指出,日本保守派精英实际上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协助,支持日本境内的保守派亲美势力,破坏左翼政治。随着自民党在政坛的根基日益牢固,左翼通过选举体系获取权力的渠道被有效封锁,于是左翼走上街头,通过工会联合组织罢工运动。

1960年,此类事件发展至高潮。超过百万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时任首相岸信介在国会通过的《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简称《新安保条约》)。《新安保条约》修订了原来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日本永久依靠美国写进条约,美国会继续享受一系列驻日军事基地的无限制权限,而这些军事基地由东京负责资助。1960年6月,反安保运动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展开,成为盛况空前的国民运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保守与进步的路线之争。运动之激烈,甚至迫使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取消了访日计划。

尽管民意沸腾,《新安保条约》依然于6月19日凌晨零点正式生效。条约生效后,岸信介宣布辞职,继任成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兼首相的是池田勇人。为了尽快结束因安保斗争而陷入社会撕裂的现状,池田内阁以“宽容与忍耐”的精神,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用十年时间让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试图用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消除社会不满。恰好当时的日本民众也已经对看似无止尽的政治动乱感到疲惫,池田的号召得到了广泛相应。当社会和政治重心都放在了经济发展上时,日本经济从1960年代起腾飞,其经济高速增长维持了20年。

那是一个被称为“战后经济奇迹”的年代。从1954年开始,日本经济在2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年均9.4%的增长率,其中有八年的时间增长率超过10%(1966-1970连续五年超过10%)。1964年,日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68年达到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随着经济发展,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1964-1974年,日本大型企业每年的薪酬上涨幅度都在10%以上,其中1974年更是高达33%。消费者物价指数虽然也在上涨,但远低于人们工资的上涨幅度,这意味着人们的购买力在增强。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在当时被喻为“三种神器”,它们分别在1960年、1966年和1967年达到了80%的普及率。1960年后,电视台开始播出彩色电视信号,人们又开始追求彩电。彩电的普及率在1972年达到80%,次年汽车的普及率超过40%。

日本近现代史学者古川隆久认为,如果要举出一些事件来作为这一时期的象征,那不得不提的就是1964年10月东海岛新干线正式开通和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以及1970年3月大阪世博会的举行。1952年日本恢复主权后,东京再次开始申奥,并在1959年获得了1964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为此,东京立刻开始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奥运场馆、公共交通设施和高级酒店——投资总额高达1万亿日元。1963年,东京都内随处可见与奥运会相关的建设工地,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因此被称为“奥林匹克景气”。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日本走出了战败的阴霾,重回世界舞台——曾经被美军占用建设宿舍的代代木被奥运村取而代之,或许象征着日本与被占时期的告别。1964年东京奥运会是史上首次向全球观众直播开幕式的一届奥运会。由于电视机已经在日本家庭中普及开来,许多日本人如痴如醉地通过电视观看了奥运会,其中体操和女子排球等比赛的收视率超过了80%。日本在那届奥运会中共获得16枚金牌。在女排决赛中,日本队依靠顽强的斗志战胜了苏联队,成为日本人心中难以磨灭的奥运记忆。

在播客节目《东亚观察局》中,节目主播之一、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沙青青表示,对日本人来说,1964年东京奥运会是一届全然正面的奥运会。因为奥运会的举办恰逢日本人大力进入中产阶级的状态,“一亿总中流”到1970年代初成为了某种社会共识。奥运会带来的国民自豪感也让让人们淡忘了此前的社会纷争,两者相加,完全改变了日本社会的心态。“很多日本人经常说那是金黄色的回忆,”沙青青说,“从国民心理角度来说,我觉得1964年奥运会确实可以类比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且对日本来说,1964年奥运会也是象征着日本走出了战败,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甚至还要以此机会向世界宣告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了。”

在3·11地震与疫情之后:2020年东京奥运会

1894年,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在索邦大学设立了旨在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演变为国际奥委会,定期举办奥运会从1896年首届雅典奥运会开始成为惯例,并且至今几乎没有间断举办过。让敌对国家能够在体育比赛期间可以聚集在一起,以和平替代对抗是顾拜旦提出举办奥运会的重要目标,然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之快,远超顾拜旦的预料——正如托马佐所说,“虽然奥林匹克理想本质上不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是它一直携带着朝这个方向生长的种子。”

在此前东京与奥运会的交集中,这座城市曾遭遇重重阻力,折戟沉沙;也曾借用奥运会的光环唤起民族自信,让日本在世界舞台上确立新的位置。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日本申奥的动机——正如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一直是在经历了某种历史重创后振兴国家,重塑社会凝聚力。沙青青曾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指出,2011年日本申办东京奥运会是当时的安倍政府希望通过办奥运会来提振3·11大地震之后日本社会的态势,通过奥运促进灾后复兴,有着很强的政治预期。

然而,自申奥成功以来,2020东京奥运会就波折不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半个多世纪前曾鼓舞日本人万众一心、拼搏奋斗的时代精神已经不复存在。2020东京奥运会主场馆的设计案争议在日本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扎哈·哈迪德的前卫设计方案虽然胜出,但在庞大的建设费用被公示后在日本国内遭遇猛烈炮轰,最终安倍做出了推倒重来的决定。然而第二次设计竞赛因为只接受以日语提交的设计成果而被认为是故意限制外国设计师参加,最终日本建筑师隈研吾获得了新国立竞技场的设计委约。在日本建筑史学家、建筑评论家五十岚太郎看来,哈迪德的设计虽然是以“预算超标”的名义被废止,但这一争议也反映出了日本社会又陷入了某种排斥外国事物的民族主义阴影。

2020年持续至今的新冠疫情则让日本借由东京奥运会提振经济的愿望几乎化为泡影,奥运会筹备期间的种种乱象也暴露了日本官僚体制的笨拙乏力。奥运会开幕前夕,东京的单日新增病例不断攀升,22日新增病例更是逼近2000例。奥运村中接连有运动员确诊,截至22日已有4名运动员感染新冠。在距离开幕式仅一天的紧要关头,开幕式导演小林贤太郎因丑闻被解雇,原因是他曾于1998年参与以犹太人大屠杀为题材的喜剧表演,遭到美国犹太裔群体的抵制。而在那之前,开幕式的演出班底已经经历了走马灯式的换人,开幕式的方案不断精简或付之东流。《华尔街日报》在7月20日发表评论称,日本原本希望通过东京奥运会获得经济收益和国际认可,东京奥运会正变成一场“代价200亿美元的血亏盛宴”。

对于我们来说,这届不同寻常的奥运会或许也在提醒我们,那个我们曾习以为常的世界,已一去不复返了。

参考资料:

【法】弗朗索瓦·托马佐.《世界体育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美】R.塔格特·墨菲.《日本及其历史枷锁》.中信出版集团.2021.

【日】五十岚太郎.《建筑日本:现代与传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日】古川隆久.《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

沙青青.《昭和风,平成雨:当代日本的过去与现在》.漓江出版社.2021.

【美】南希·K.斯托克.《神奈川冲浪外:从传统文化到“酷日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终于,焦虑的东京奥运赞助商被不确定性打败了》,界面新闻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6393787.html

《【专访】日本研究者沙青青:某些裂痕在日本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下悄然出现》,界面新闻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743836.html

《东亚观察局 | 东京奥运从1940到2020》,JustPo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AyNDUyNA==\u0026amp;mid=2448078477\u0026amp;idx=1\u0026amp;sn=41c6e27b42c434b01ea747ddf97ea8b5\u0026amp;chksm=8f0daaaeb87a23b896b34bdc8a6aaa3ae5ff4d64133721966706d72fdc0bf79ce7e0456d6dfa#rd

《东京奥运会逆风迎开幕:丑闻、“拜察”和清冷外交》,澎湃新闻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98036

“The 2021 Olympics Are Turning Into a $20 Billion Bust for Jap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0,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2021-olympics-are-turning-into-a-20-billion-bust-for-japan-1162679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