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致远代表作

由于今年上海交通大学继续采用三位一体招生并且出现了很多有趣的题目,这其中就包括这样一些题“丝绸之路经过了哪些国家;元曲四大家说的是哪四大家”估计很多理科生要为难了,丝绸之路经过了哪些国家;元曲四大家说的是哪四大家,名校自主招生题你会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来说说到底元曲四大家是谁,元曲四大家及其代表作。

一、元曲四大家是谁

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关汉卿位于“元曲四大家”之首。我国戏曲艺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到宋金时期渐趋成熟,元代杂剧兴盛,成为我国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有姓名记载的杂剧作家就有八十余人,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位元代杂剧作家,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杂剧创作成就,因此后人称他们为“元曲四大家”。

关于这几位元曲作家的排列和评价,因人因时而各有不同。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把关汉卿列为杂剧作家之首,贾仲明称关汉卿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但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却首推马致运,以为“宜列群英之上”,而以关汉卿为“可上可下之才”。

明代前期以后,又有盛赞郑光祖而贬低其余三家的,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马之辞老健而乏滋媚,关之辞激厉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清人王季烈《曲谈》中则认为“关、白、马、郑诸家”。

近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说:“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他们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已为历史公认。明代王世贞、王骥德等人为王实甫未被列入“四大家”而提出非难,王骥德还提出“王、马、关、郑”说。清代李调元《雨村曲话》则有“马、王、关、乔(吉)、郑、白”之说,但未见流行。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说元曲四大家具体的个人简介,希望对各位网友进一步了解元曲四大家有一定的帮助。

1、元曲四大家——关汉卿

关汉卿(约1220年──1300年),金末元初杂剧作家。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号已斋(一作一斋)、已斋叟。汉族,解州人(今山西省运城),关于他的籍贯,还有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县)伍仁村、大都(今北京市)人,大约生于金代末年(约公元1220年前后),卒于元成宗大德初年(约公元1300年前后)。与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关汉卿位于“元曲四大家”之首。

有关关汉卿生平的资料缺乏,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窥见其大略。据元代后期戏曲家钟嗣成《录鬼簿》的记载,“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太医院尹”别本《录鬼簿》作“太医院户”。关于关汉卿的籍贯,有大都(今北京市)(《录鬼簿》)、解州(在今山西运城)(《元史类编》卷三十六)、祁州(在今河北)(《祁州志》卷八)等不同说法。查《金史》或《元史》均未见“太医院尹”的官名,而“医户”却是元代户籍之一,属太医院管辖。因此,关汉卿很可能是属元代太医院的一个医生。《拜月亭》中,他有一段临床诊病的描写,宛若医人声口,可以作为助证。

元末朱经《青楼集·序》载:“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弄风月,流连光景。”杜散人即杜善夫,是由金入元的作家,白兰谷即白朴,金亡(1234)时才8岁,估计关汉卿的年代同他们接近,也是由金入元的作家,关汉卿今存〔大德歌〕10首,“大德”是元成宗的年号 (1297~1307),上距金亡已70年左右。

由此可以推断出关汉卿约卒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以后,他的生年,估计在1220年左右。《录鬼薄》作者钟嗣成称关汉卿为“前辈已死名公”,说“余生也晚,不得预几席之末”。《录鬼簿》成书于1330年,故将关汉卿卒年定在1300年左右,当去事实不远。

关汉卿是一位熟悉勾栏伎艺的戏曲家,《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明代臧晋叔《元曲选·序》说他“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

关汉卿在元代前期杂剧界是领袖人物,玉京书会里最著名的书会才人。据《录鬼簿》、《青楼集》、《南村辍耕录》记载,他和杂剧作家杨显之、梁进之、费君祥,散曲作家王和卿以及著名女演员朱帘秀等均有交往,和杨显之、王和卿更见亲密。

2、元曲四大家——马致远

马致远(约1250~1321至1324),汉族,大都(今北京)人,另据考证,马致远是河北省东光县马祠堂村人,东光县志和东光马氏族谱都有记载。马致远以字“千里”,晚年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因《天净沙·秋思》而被称为秋思之祖。

他的年辈晚于关汉卿、白朴等人,生年当在至元(始于1264)之前,卒年当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1—1324)之间,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是我国元代时著名大戏剧家、散曲家。

3、元曲四大家——郑光祖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县)人,生卒年不详。他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和散曲家,与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齐名,号称元代四大杂剧家之一。

有关郑光祖的生平事迹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从同郑光祖同期的杂剧家钟嗣成《录鬼簿》中,我们知道他早年习儒为业,后来补授杭州路为吏,因而南居。他“为人方直”,不善与官场人物相交往,因此,官场诸公很瞧不起他。

可见他的官场生活是很艰难的,杭州的美丽风景,和那里的伶人歌女,不断地触发着他的感情。郑光祖一生从事于杂剧的创作,把他的全部天才贡献于这一民间艺术,在当时的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伶人都尊称他为郑老先生,他的作品通过众多伶人的传播,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与苏杭一带的伶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死后,就是由伶人火葬于杭州的灵隐寺中的。

4、元曲四大家——白朴

白朴(1226-约1306), 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汉族,生于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至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在世,此后行踪不详。祖籍(阝奥)州(今山西河曲县),后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晚岁寓居金陵(今南京市),终身未仕。他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杂剧家,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作家

白朴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白华为金宣宗三年(1215年)进士,官至枢密院判;仲父白贲为金章宗泰和间进士,曾做过县令,叔父早卒,却有诗名。白家与元好问父子为世交,过从甚密。两家子弟,常以诗文相往来。

白朴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本应优游闲适,读书问学,以便将来博取功名。然而,他的幼年却偏偏遭逢兵荒马乱的岁月,他只得同家人在惊恐惶惑中苦熬光阴。他出生后不久,金朝的南京汴梁已在蒙古军的包围之下,位居中枢的白华,整日为金朝的存亡而奔忙,无暇顾及妻儿家室。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军树炮攻城,哀宗决计弃城北走归德,白华只得留家人于汴京,只身随哀宗渡河而上。次年三月,汴京城破,蒙古军纵兵大掠,城内士庶残遭杀戮,财富遭到空前洗劫。战争中,白朴母子相失,幸好当时元好问也在城中,才把他和他的姐姐收留起来,在乱兵和饥荒中救了他的性命。

四月底,元好问携带白朴姐弟渡河北上,流寓聊城,后寄居于冠氏(今山东冠县)县令赵天锡幕府。元好问虽也是亡国奔命之臣,生活至为艰辛,但他视白朴姊弟犹如亲生,关怀备至。白朴为瘟疫所袭,生命垂危,元好问昼夜将他抱在怀中,竟于得疫后第六日出汗而愈。白朴聪明颖悟,从小喜好读书,元好问对他悉心培养,教他读书问学之经,处世为人之理,使他幼年时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白朴的父亲白华于金朝灭亡后先投南宋,做了均州提鲁。然不久,南宋均州守将也投降元朝,白华遂北投元朝。蒙古太宗九年(1237年),白朴12岁时,白华偕金朝一些亡命大臣来到真定,依附在世守真定的蒙古将领史天泽门下。

同年秋,元好问由冠氏返太原,路经真定,遂将白朴姊弟送归白华,使失散数年的父子得以团聚。父子相见,白华感到极大的快慰,他有一首《满庭芳·示列子新》词,表述当时的心情:“光禄他台,将军楼阁,十年一梦中间。短衣匹马,重见镇州山。内翰当年醉墨,纱笼支高阔依然。今何日,灯前儿女,飘荡喜生还”。他也十分感激元好问代为抚育儿女之恩,曾有诗谢之曰:“顾我真成丧家犬,赖君曾护落窠儿。”

随着北方的安定,白朴父子也就在真定定居下来。从此,他按照父亲的要求,写作诗赋,学习科场考试的课业。他对律赋之学颇为上进,很快即以能诗善赋而知名。其时,元好问为修撰金朝历史书籍,也常出入大都,从而往来于真定,关心着他的学业,每至其家,都要指导他治学门径,曾有诗夸赞白朴说:“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勉励他刻苦用功,成就一番事业。

然而,蒙古统治者的残暴掠夺,使白朴心灵上的伤痕难以平复,他对蒙古统治者充满了厌恶的情绪,兵荒马乱中母子相失,使他常有山川满目之叹,更感到为统治者效劳的可悲。因此,他放弃了官场名利的争逐,而以亡国遗民自适,以词赋为专门之业,用歌声宣泄自己胸中的郁积。随着年岁的增长,社会阅历的扩大,白朴的学问更见长进。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白朴36岁。

这年四月,元世祖命各路宣抚使举文学才识可以从考者,以听擢用,时以河南路宣抚使入中枢的史天泽推荐白朴出仕,被他谢绝了。他既拂逆史天泽荐辟之意,自觉不便在真定久留,便于这年弃家南游,更以此表示他遁世消沉,永绝仕宦之途的决心。然而,眷妻恋子的情肠终不能割断,他也经常为自己矛盾的心情所煎逼,感到十分痛楚。

尽管如此,他还是要远离那车马红尘之地。他先到汉口,再入九江,41岁时曾北返真定,路经汴京。此后,再度南下,往来于九江与洞庭之间,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金陵定居下来。这前后,可能因为他的真定原配去世,他曾为妻丧而回到过真定,逢着这个机会,又有人建议他去朝中做官,却被他谢绝了。此后不久,他即返金陵。从此,主要在江南的杭州、扬州一带游历,直到81岁时,还重游扬州。而后,他的行踪就无从寻觅了。

白朴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之间,但他却并不可能真正遁迹世外,对现实熟视无睹。加之,他的足迹所至,恰恰是曾经繁华一时,而今被兵火洗劫变为的荒凉境地。前后景象的对比,更激起他对蒙古统治者的怨恨。他以诗词来宣泄这种怨恨,控诉蒙古统治者的罪恶行径。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白朴游至九江,再入巴陵。九江昔日的繁华,却被一扫而光,留在他眼底的是萧条冷落,他不禁无限伤感地叹息道:“纂罢不知人换世,兵余独见川流血,叹昔时歌舞岳阳楼,繁华歇”。至于金陵怀古,杭城“临平六朝禾黍、南宋池苑诸作,”处处抒发遗民的心情,“伤时纪乱,尽见于字里行间。”其感物伤情从笔下款款道出。

白朴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为江山异代,田园荒芜而感伤、而悲戚,但他更多地是为自己一生九患的身世伤怀。一部《天籁集》,可以说处处倾诉着他对怆凉人生的感慨。他除了用词曲表达他的意志情怀外,还写下了不少杂剧,为元代杂剧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才华。

二、元曲四大家及其代表作

元曲又称词余、乐府,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包括杂剧和散曲两类文体。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刻以及题材广泛、语言通俗、形式活泼、风格清新、手法多变,在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异彩。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他们被称为“元曲四大家”。那么这四大家都有那些比较有代表的作品流传于世呐,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1、元曲四大家关汉卿及其代表作

关汉卿曾写有《南吕一枝花》赠给女演员朱帘秀,说明他与演员关系密切。他曾毫无惭色地自称:“我是个普天下的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结尾一段,更狂傲倔强地表示:“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

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

由于不满于黑暗社会的压抑与摧残,关汉卿长期“混迹”在勾栏妓院。在玩世不恭的背面,隐藏着冷峻悲凉的内心世界和热烈乐观的战斗精神。关汉卿写作勤奋,一生共著杂剧67部,今存18部,其中“旦本”戏占12个。他那贴切现实、充满血肉之感的笔触,诉说着社会民众的困苦与无奈;又将一腔悲悯的情怀,倾洒在被污辱的女性身上。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窦娥冤》。

《窦娥冤》取材于汉代流传下来的“东海孝妇”民间故事,关汉卿结合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体认,精心构制了这个大悲剧。窦娥因家贫被卖给蔡家做童养媳,丈夫早死,婆媳相依为命。流氓张驴儿闯入这个家庭,胁迫窦娥婆媳嫁给他们父子为妻,遭到窦娥严辞拒绝。张驴儿欲毒死蔡婆,结果反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便嫁祸给窦娥。昏聩的桃杌太守严刑逼供,将窦娥屈打成招,并被处死。违法的人并未得到制裁,守法的人却被“法纪”送了性命。戏剧的锋芒直指酷虐的封建统治。

当窦娥幻想破灭,她愤怒地呼喊出:“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窦娥的责天问地,也是关汉卿的呼喊,代表着不屈从于现实命运的浩然正气。元杂剧多充溢着一种郁闷、愤懑的情绪,这是在异族统治下的元代作家目睹种种黑暗现象后的自然流露。但关汉卿在《窦娥冤》中表达的是对整个社会的否定与诅咒般的诘难,具有无可辨驳的深刻性。

关汉卿《窦娥冤》名句: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下一句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哎,只落得两泪涟涟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2、元曲四大家马致远及其代表作

马致远著有杂剧十五种,存世的有《江州司马青衫泪》、《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半夜雷轰荐福碑》、《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开坛阐教黄粱梦》、《西华山陈抟高卧》七种。马致远的散曲作品也负盛名,现存辑本《东篱乐府》一卷,收入小令104首,套数17套。其杂剧内容以神化道士为主,剧本全都涉及全真教的故事,元末明初贾仲明在诗中说:“万花丛中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姓名香贯满梨园”。

在马致远生活的年代,蒙古统治者开始注意到“遵用汉法”和任用汉族文人,却又未能普遍实行,这给汉族文人带来一丝幻想和更多的失望。马致远早年曾有仕途上的抱负,他的一套失题的残曲中自称“写诗曾献上龙楼”,却长期毫无结果。后来担任地方小官吏,也是完全不能满意的,在职的时间大概也并不长。在这样的蹉跎经历中,他渐渐心灰意懒,一面怀着满腹牢骚,一面宣称看破了世俗名利,以隐士高人自居,同时又在道教中求解脱。

《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是马致远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种,敷演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历史上的这一事件,原只是汉元帝将一名宫女嫁给内附的南匈奴单于作为笼络手段,在《汉书》中的记载也很简单。而《后汉书·南匈奴传》加上了昭君自请出塞和辞别时元帝惊其美貌、欲留而不能的情节,使之带上一种故事色彩。后世笔记小说、文人诗篇及民间讲唱文学屡屡提及此事,对历史事实多有增益改造。

马致远的《汉宫秋》在传说的基础上再加虚构,把汉和匈奴的关系写成衰弱的汉王朝为强大的匈奴所压迫;把昭君出塞的原因,写成毛延寿求贿不遂,在画像时丑化昭君,事败后逃往匈奴,引兵来攻,强索昭君;把元帝写成一个软弱无能、为群臣所挟制而又多愁善感、深爱王昭君的皇帝;把昭君的结局,写成在汉与匈奴交界处的黑龙江投江自杀。这样,《汉宫秋》成了一种假借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加以大量虚构的宫廷爱情悲剧。

《汉宫秋》也许包含了一定的民族情绪。但是,我们要注意到马致远的基本人生态度,要么是在元朝统治下积极求取功名,要么是视一切价值标准为空幻,所以,在这方面过分强调是不适当的。这个剧本同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地方,主要是反映出在民族战争中个人的不幸。

像金在蒙古压迫下曾以公主和亲,宋亡后后妃宫女都被掳去北方,这些当代史实都会给作者以较深的感受。而《汉宫秋》是一出末本戏,主要人物是汉元帝,剧中写皇帝都不能主宰自己、不能保有自己所爱的女人,那么,个人被命运所主宰、为历史的巨大变化所颠簸的这一内在情绪,也就表现得更强烈了。事实上,在马致远笔下的汉元帝,也更多地表现出普通人的情感和欲望。

《汉宫秋》中的第三折梅花酒写得尤其动人,他利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将汉元帝在昭君走后,凄婉的的神情形象地描写出来,也不愧为散曲高手。

当臣下以“女色马致远代表作败国”的理由劝汉元帝舍弃昭君时,他忿忿地说:“虽然似昭君般成败都皆有,谁似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灞桥送别时,他感慨道:“早是俺夫妻悒快,小家儿出外也摇装。” 对夫妻恩爱的平民生活流露出羡慕之情。尤其第四折“孤雁惊梦”一大段凄婉哀怨的唱词,表现出汉元帝对情人的无限思恋,把剧本的悲剧气氛渲染得愈加浓郁。这里在塑造戏剧人物的同时,也直接抒发了作者对历史变迁、人生无常的感受。

《荐福碑》也是马致远的早期剧作,写落魄书生张镐时运不济,一再倒霉,甚至荐福寺长老让他拓印庙中碑文,卖钱作进京赶考的盘缠,半夜里都会有雷电把碑文击毁。后时来运转,在范仲淹资助下考取状元,飞黄腾达。剧中多处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如:“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 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这个剧本集中反映了作者怀才不遇的牢骚和宿命的人生观,也反映出当代许多文人在社会地位极端低落的处境下的苦闷。

《青衫泪》是由白居易《琵琶行》敷演而成的爱情剧,虚构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的悲欢离合故事,中间插入商人与鸨母的欺骗破坏,造成戏剧纠葛。在士人、商人、妓女构成的三角关系中,妓女终究是爱士人而不爱商人,这也是落魄文人的一种自我陶醉。

马致远写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剧。《岳阳楼》、《陈抟高卧》、《任风子》以及《黄粱梦》,都是演述全真教事迹,宣扬全真教教义的。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倾向都是宣扬浮生若梦、富贵功名不足凭,要人们一空人我是非,摆脱家庭妻小在内的一切羁绊,在山林隐逸和寻仙访道中获得解脱与自由。

剧中主张回避现实矛盾,反对人们为争取自身的现实利益而斗争,这是一种懦弱的悲观厌世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剧中也对社会现状提出了批判,对以功名事业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否定,把人生的“自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这也包涵着重视个体存在价值的意义,虽然作者未能找到实现个体价值的合理途径。

在众多的元杂剧作家中,马致远的创作最集中地表现了当代文人的内心矛盾和思想苦闷,并由此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此相关联,马致远的剧作马致远代表作,大抵写实的能力并不强,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怎么突出,戏剧冲突通常缺乏紧张性,而自我表现的成分却很多。包括《汉宫秋》这样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在内,剧中人物往往游离戏剧冲突,作大段的抒情,这常常是作者在借剧中人物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

把比较朴实自然的语句锤炼得精致而富有表现力。如《汉宫秋》中写“惊雁”的一支《尧民歌》: 呀呀的飞过蓼花汀,孤雁儿不离了凤凰城。画檐间铁马响丁丁,宝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萧萧落叶声,烛暗长门静。

马致远同时是撰写散曲的高手,是元代散曲大家,有“曲状元”之称。今存散曲约130多首,他的写景作如《秋思》,如诗如画,余韵无穷。他的叹世之作也能挥洒淋漓地表达情性,他在元代散曲作家中,被看做是“豪放”派的主将,他虽也有清婉的作品,但以疏宕宏放为主,他的语言熔诗词与口语为一炉,创造了曲的独特意境。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3、元曲四大家郑光祖及其代表作

据文学戏剧界的学者考证,郑光祖一生写过18种杂剧剧本,全部保留至今的,有《迷青琐倩女离魂》、《刍梅香骗翰林风月》、《醉思乡王粲登楼》、《辅成王周公摄政》、《虎牢关三战吕布》等。

从这些保留的剧目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剧目主要两个主题,一个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另一个是历史题材故事。

这说明,在选择主题方面,他不像关汉卿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现实,他的剧目主题离现实较远。他写剧本,大多是艺术的需要,而不是政治的需要。以描写青年男女爱情故事为主题的剧本中,《迷青琐倩女离魂》是他的代表作。剧本以唐朝陈玄佑的《离魂记》小说为素材,其大致情节是:秀才王文举与倩女指腹为婚,王文举不幸父母早亡,倩女之母遂有悔约的打算,借口只有王文举得了进士之后才能成婚,想赖掉这门婚事。

不料倩女却十分忠实于爱情,就在王文举赴京应试,与倩女柳亭相别之后,由于思念王文举,倩女的魂魄便离了原身,追随王文举一起奔赴京城。而王文举却不知是倩女的魂魄与他在一起,还以为倩女本人同他一起赴京。因此,当他状元及第三年后,准备从京城启程赴官,顺便打道去探望岳母,便先修书一封告知倩女的父母,王文举偕同倩女魂魄来到了倩女身边,魂魄与身体又合一,一对恩爱夫妻得到团圆。

全剧集中刻画了倩女追求婚姻自主,忠贞于爱情的形象和性格。在婚姻上,决不轻易任人摆布。当她的母亲想要悔约,要她与王文举兄妹相称时,她便一眼看穿了母亲的用意,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当倩女的魂魄离开真身,追随王文举一起赴京路上,王文举以为倩女本人奔来,先是说怕倩女的母亲知道,劝她回去,情女果敢地说:“他若是赶上咱,待怎样?常言道,做着不怕!”王文举劝阻行不通,使用礼教来教训她,说什么“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说她“私自赶来,有玷风化”。倩女更坚定地说:“你振色怒增加,我凝睇不归家。我本真情,非为相谑,已主定心猿意马”,表现了她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鄙视。

郑光祖一生从事于杂剧的创作,把他的全部天才贡献于这一民间艺术,在当时的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伶人都尊称他为郑老先生,他的作品通过众多伶人的传播,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与苏杭一带的伶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死后,就是由伶火火葬于杭州的灵隐寺中的。

除了杂剧外,郑光祖还写过一些曲词,留至今日的,有小令六首,套数二曲。这些散曲的内容,包括对陶渊明的歌颂,即景抒怀,对故乡的思念,以及江南荷塘山色的描绘。无论写景抒情,都是清新流畅,婉转妩媚,在文学艺术的研究上有很高的价值。

郑光祖《东瓯令南》:

情山远,意波遥,咫尺妆楼天样高。

月圆苦被阴云罩,偏不把 离愁照。

玉人何处教吹箫,辜负了这良宵。

4、元曲四大家白朴及其代表作

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著录,白朴写过15种剧本,这15种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唐明皇游月宫》、《韩翠颦御水流红叶》、《薛琼夕月夜银筝怨》、《汉高祖斩白蛇》、《苏小小月夜钱塘梦》、《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楚庄王夜宴绝缨会》、《崔护谒浆》、《高祖归庄》、《鸳鸯间墙头马上》、《秋江风月凤凰船》、《萧翼智赚兰亭记》、《阎师道赶江江》。加上《盛世新声》著录的《李克用箭射双雕》残折,共16本。现在仅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三种,以及《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李克用箭射双雕》的残折,均收入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一书中。

题材多出历史传说,剧情多为才人韵事。现存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写得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鸳鸯间墙头马上》,描写的是一个“志量过人”的女性李千金冲破名教,自择配偶的故事。前者是悲剧,写得悲哀怛侧,雄浑悲壮;后者是喜剧,写得起伏跌宕,热情奔放。这两部作品,历来被认为是爱情剧中的成功之作,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对后代戏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戏曲史上,宋、金两代已有了纯粹演故事的戏曲,但没有剧本流传下来,我们无从说清楚这些戏曲的情况。元代的杂剧,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方面,都发展到相当娴熟的地步,为我国的戏曲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保留下来的剧作中,可知其情节曲折,主题突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剧中人物,无论是因享乐而坏江山的唐明皇,冰肌玉骨、一身娇娆之气的杨贵妃,还是爽朗果敢的闺秀李千金,都塑造得各具个性,栩栩如生。以至于现在戏剧舞台上的唐明皇,还可见到白朴塑造的这一形象的遗风。

他善于利用历史题材,敷演故事,因旧题,创新意,词采优美,情意深切绵长,又是关汉卿所不及的。他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的剧作的艺术成就,早已成为文学艺术上的重要研究课题。

白朴的词作,在他生前就已编订成集,名曰《天籁集》。到明代已经残佚,字句脱误。清朝中叶,朱彝尊、洪升始为整理刊行。全集收词二百余首,除了一些应酬赠答、歌楼妓席之作外,多为伤时感怀的作品。赖有这部作品,我们才可以了解白朴的生涯。他的词作,承袭元好问长短句的格调,跌宕沉详,天然古朴。

白朴《墙头马上》名句:

我若还招得个风流女婿,怎肯教费工夫学画远山眉。

宁可教银缸高照,锦帐低垂。

菡萏花深鸳并突,梧桐枝隐凤双栖。

奥秘世界独家观点:有人说关汉卿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都是比较鲜明的市井气息这与明代逐渐雅化的戏曲创作风尚格格不入,但是我反而觉得这正是作为一部精神读物的优势,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自己的主导风向,作为一个精神的引导者而不是跟随者,这样的作品之于后人关于历史才更具深刻性。